译者按：本文节选自约瑟夫·亚伯拉罕·莱维（Joseph Abraham Levi）的《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看利玛窦的〈葡汉辞典〉》（O Dicióna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J. (1552—1610): Uma abordagem histórico-linguística）， 由南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New Orleans）于 1998年出版。
莱维现就职于美国艾奥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教授非洲前殖民历史、1880年后非洲历史、伊斯兰教在非洲等课程。本文主要介绍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惊人的语言天赋及其在华传教期间为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互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着重探讨了利玛窦所编《葡汉辞典》——世界上首部葡萄牙语、汉语双语辞典——的主要内容及利玛窦为区分汉语声调的音值而设计的发音符号以及辞典中收录的汉语词条类型和葡语词条的音位学、词汇学价值，涵盖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利玛窦与中国
在中国的27年间（1583—1610），利玛窦通过其众多学术成就，如绘制世界地图，修正中国历法，编纂中文书籍等，改变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的许多旧观念。
因此，我们不仅要把传播福音的功劳记在利玛窦身上，更应感谢他打开了中西方对话的窗口，搭建起中方与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化与科技——的长效交流平台。
利玛窦良好的个人素质及其对中国语言、风俗、艺术和文学的高度适应，使得他的在华传教工作非常成功。另外，他也是科学领域的专家，尤其精通数学、天文和地理。通过积极参与各种集会、发表公开或私人演讲、编撰书籍和小册子、绘制地图、制造各类工具等方式，利玛窦切实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①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ed.,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18 Vols.. Nova Iorque: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0—1978、1980、1990; 11: 402—403.
利玛窦不仅用中文撰写了许多有关宗教和道德的书籍，其中享有盛名的有：1.《交友论》（Trattato sull’Amicizia），1595年在南昌完成；2.《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该 文 集 收录了利玛窦众多手记，由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利玛窦过世后整理所得，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616年在里昂发行法语版；3.《畸人十篇》（Dieci Paradossi），1608年在北京定稿；4.《天主实义》（Il Libro di Dottrina Cristiana in Cinese），还留有大量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克里斯托佛·克拉维（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作品的全译本、缩写本或修订本，其中涵盖星盘、天体、算数、测量、等周图形等多个领域。他最出名的科学著作可能要属克拉维《欧几里得原本15卷》（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 1574）的节译本——《几何原本》（Il Primo Libro di Geometria）。利玛窦数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与包括弟子徐光启（1562—1633）在内的中国科学家一同完成了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数学史上的突出地位。①Gillispie,op.cit., Vol. 11, pp. 402—403; 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Vols.. Baltimora: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7—1948, p. 年，该作品终于在北京问世。1672年，遵照康熙皇帝的要求，《几何原本》的部分篇章被译成鞑靼语。②鞑靼语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又分为阿尔泰语系和乌拉尔语系，其中，乌拉尔语系包括两个语族：萨莫耶德语族和芬兰—乌戈尔语族。萨莫耶德语族是白海沿岸和西伯利亚北部居民所用的一类语言，芬兰—乌戈尔语族则细分为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直至1865年，《欧几里得原本15卷》的剩余几卷才被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和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80—1882）译成中文。③Gillispie,op.cit., pp. 402—403;Grande Enciclopédia Portuguesa Brasileira25, pp. 650—651; Alexander Wylie,Chinese Researches. Eds. J. Edkins, James Thomas e Henry Cordier. Xangai, 1897; John L. Mish, “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 Aleni’s Hsi-Fang Ta-we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Monumenta Serica23, 1964, pp. 1—87.
因此，我们可以说，利玛窦将中国介绍给了欧洲，也将欧洲介绍给了中国。他在天朝建立起第一个永久传教站，并像中国高级官员一样享受皇帝发放的俸禄。利玛窦过世后，皇帝还钦赐葬地。
利玛窦的墓地位于北京西北郊区的滕公栅栏公墓。他的至交好友、京城地方长官黄吉士为这位伟大的传教士亲笔题写碑文：慕义立言，意为“慕正义之名而来，成著书立说之事”。④Pietro Gribaudi, “Il P. Matteo Ricci e la geografia della Cina com una carta geografia ed una relazione sulla Cina scritta dal P. Ricci nel 1584,” Rivista di Fisica,Matematica e Scienze Naturali8, 1903, pp. 321—355, 459—464, p. 344. 编者按：利玛窦的碑文为“耶稣会利公之墓”，葡文作者有误。中文墓志铭为：“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五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利玛窦及其丰富遗产
人们肯定十分吃惊，利玛窦何以在短短几年间，将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掌握得如此之好？对此，我们可以从利玛窦的私人信件及其与达官显贵的书信往来中得到印证。自踏足澳门那刻起，直至后来声明远扬，他的中文水平一直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流利。⑤Paul Fu-mien Yang, S.J., “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Vol. 1,pp. 193—198.
1582年至1593年间，利玛窦勤学苦练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毫无疑问，这使得他的汉学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从1593年至1610年去世，利玛窦满怀宗教热情，不知疲倦地撰写宗教理论及其他领域书籍，著作等身。利玛窦习惯独立工作，特别是在翻译和编撰论著时，但在编写中文书籍时，他也不会漠视中国专家和学者的帮助，更不会拒绝与他们合作。这不仅展现出利玛窦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地位，也说明他的宗教信仰已获得中国官员的认可，其科学、数学领域的渊博学识使其颇受尊重：
我已经数不清在这个城市（南昌）接待过多少访客了。那些人来找我有五个原因：第一，我来自异国他乡，一个他们大多没有去过的地方。不仅如此，我还懂得他们的语言、技术、习惯和风俗。第二，当地人盛传我懂得水银变白银的方法，所以很多人向我请教这一令人欣羡的技艺。我越是说自己对此一窍不通，他们越是不相信。第三，他们知道我记忆力惊人，仅看一遍，便能将四五百个汉字轻轻松松地倒背如流。第四，我掌握的数学知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把我当成托勒密二代。第五，很多人表示想了解灵魂救赎的事情……⑥Pietro Tacchi Venturi, S.J.,Opere storiche del Padre Ricci, S.J.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2 Vols.,Macerata: Premiato Stabilimento Tipografico Avvocato Filippo Giorgetti, 1911—1913, Vol. 2, pp. 184—185, em Paul Fu-mien Yang, S.J., “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Vol. 1, p. 195.
除此以外，利玛窦还将四则运算的书写法则教给了仍在用算盘的中国人，并引入了象限等测量两地距离的方法。但对于其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熟练程度以及其惊人的语言天赋，人们却有颇多质疑：
利玛窦花了三年时间来提升中文的运用能力，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便浅尝辄止。德礼贤神父（Pasquale M.d’Elia, 1890—1963）引用罗明坚自己的说法：他在1581年就已认得12 000个汉字；过了不到三周，这一数字便增至15 000个。但德礼贤认为，众所周知，罗明坚的中文能力乏善可陈，因此，他不太可能是一位汉学奇才……1586至1587年间……利玛窦已能熟练掌握工作所需的汉语。他无意夸大自己的中文水平，只是在1585年写道：“现在，我和任何人交谈都不需要别人翻译，读写能力也很好。”……当然，他的书写能力不如口语进步得快。①George L. Harris, “The Mission of Matteo Ricci, S.J.: A Case Study of an Effort at a Guided Culture Change i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40—41. 另请参考Maurus Fang Hao, “Notes on Matteo Ricci’sDe Amicitia,”Monumenta Serica14 (1948—1955),pp. 574—583. 最后，请查阅德礼贤神父的以下作品：i. “Découverte de nombreux et importants documents relatifs à I’histo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de 1580 à 1610,”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Roma 23-29 settembre 1935—: Tipografia del Senato, 1938, pp. 693—698; ii. “Sunto poético-ritmico di I Dieci Paradossi di Matteo Ricci,”Rivista di studi Orientali27, 1952, pp. 111—138; iii. “Ermeneutica Ricciana,”Gregorianum34, 1953, pp. 669—679.
乍看之下，似乎是惊人的记忆力造就了利玛窦“独一无二”的语言天赋。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使利玛窦声名鹊起。慢慢地，人们对他记忆力的崇拜和惊叹转变为对他本人的尊重和敬畏，即便是社会高层人士也不例外。比如，江西巡抚陆万垓（1533—1598）就曾向利玛窦请教记忆法。为此，利玛窦于1595年著成《西国记法》，并将此书赠与陆万垓，作为他家三位公子准备科考的辅助材料。
然而，持之以恒的态度、坚定不移的信念，特别是不知疲倦的汉学研究精神才是利玛窦中文水平不断进步并取得喜人成绩的决定性因素。后来，利玛窦甚至能用宫廷语言和文学语言进行创作，其语言功底与中国经典著作相比，亦不分伯仲：
转折点在1591年底到来。当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要求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语，因为“这对我准备新版教理问答手册（中文版）有所帮助，旧版本不甚令人满意”。很显然，《四书》的翻译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利玛窦的中文阅读能力，也使他熟练掌握了这部中国学者眼中的儒家经典。这为他之后的中文创作奠定了基础……利玛窦刻苦钻研中国经典著作，这使得他与文人学士的关系也迈上了新台阶。通晓文学媒介、熟谙正统思想是中国学者的基本素养。若不具备这些知识，利玛窦就得不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充其量被当作异国来客，抑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野蛮人”。而具备了这些知识，他便能以人们熟悉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来传播新思想，并顺利进入文人内部社交网……利玛窦身为外国人，却能先后在南昌、南京和北京的文人圈取得成功，皆得益于他的言行举止已十分接近中国学者。这背后凝结着他多年的艰苦付出，特别是在韶州最后三年的寒窗苦读。②Harris,op.cit., pp. 43—45.
文学著作的数量便是其语言水平的最好证明，他的二十余本著作都是用中文写成的，其中不仅涉及宗教、教条和教义，还涵盖了世俗科学，例如艺术、地理、天文学和数学。③他的大部分著作，不论是否与宗教有关，都已在明朝（1368—1644）流传开来。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利玛窦的这些作品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其博学多才，在科学领域贡献巨大，利玛窦被冠以“西儒”之名，即“泰西儒士”。1584年在肇庆、1600年在南京以及后来在北京，应当地知府请求，利玛窦绘制了中文版欧洲地图，将西方地理知识引入中国。
第一张在中国国土上，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可以追溯到1267年（元朝，1234—1368）。当时，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刚刚开始研究伊斯兰天文学和地理学。然而，在漫长的明朝（1368—1644）历史上，特别是明清（1644—1911）更替之前的明末，类似的地理科学创造便不见了踪影，学者们甚至读不懂杰出前人们留下的手稿。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数学学校暂住，他的中国助手便不太认得已有的地理器材，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而这些器材已有330余年的历史，其中还包括一张世界地图。①百科全书《经世大典》中绘有一幅中亚地区的地图。这幅地图从1329年开始绘制，于1331年绘制完成，次年献于宁宗皇帝（宁宗皇帝还以其蒙古族名字“懿璘质班”闻名于世）。地图上主要标注了汗国机构的位置。如今，在元朝多部编年史和1369年编著的《元史》以及之后的一些百科全书中，都只能找到部分地图残卷。在利玛窦生活时期，这幅地图曾有八幅摹本，第一幅于1584年在广东肇庆完成，最后一幅于1608年在北京完成。引自i. Giuseppe Caraci, “Nuovi stud? sull’opera cartográfica del P. Matteo Ricci,”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47, 1940, pp. 25—66, 124—173;ii. Pasquale M. D’Elia, S.J. ed.,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adre Matteo Ricci, S.J., conservato presso la Bibliotheca Vaticano,commentato, tradotto e annotato, 3a ed., Pequim, 1602, reimpr. Cidade do Vaticano, 1938, p. 132; iii. Joseph Needham,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3 Vols.. Cambríg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1959, 3:367—369, 456; iv. Sarton,op.cit., Vol. 3,p. 808; v. Giovanni Vacca, “Sull’ opera geografica del P.Matteo Ricci,”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48, 1941, pp. 66—74; vi. Helen M. Wallis e E.D. Grinstead, “A Chinese Terrestrial Globe, A.D. 1623,”British Museum Quarterly25, 1962, pp. 83—91, p. 83.
到1603年为止，利玛窦已绘制至少四幅地图：第二幅于1600年在南京完成，第三、四幅分别于1602年和1603年在北京完成，②显然，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大多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这些成果包括：1. 1570年印刷的首版《世界概貌》(Theatrum Orbis Terrarum)及其后续版本，是地图学家、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作品；2.荷兰人杰拉杜斯·墨卡多（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绘制的那些地图；3. 皮特鲁斯·普兰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于1592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参阅i. Marcel Destombes,La mappemonde de Petrus Plancius. Gravée par Josua van den Ende,1604;D’apres l’unique exempl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Hanoi: IDEO, 1944. 此版本共 50 页，包括插图12张、地图三幅，是以皮特鲁斯·普兰修斯绘制、约舒华·范邓恩（Josua van Den，约1584—1634）雕刻的地图——Nova et exacta terrarum orbis tabula geographica et hydrographica——为基础的。普兰修斯的另一幅作品是Insulae Moluccae celeberrimae sunt ob maximam aromatum copiam quam per totum terrarum orbem mittunt: harum praecipue sunt Ternate, Tidoris, Motir, Machian & Bachian, his quidam adjungunt Gilolum, Borneonem, Amboinum & Bandam. Amsterd?o:Comelis Claesz, 1592。这部作品在《地图总汇》（Monumenta cartográfica2, 〈1927〉: 38）上被弗德里克·卡斯帕·维德（Frederik Caspar Wieder）再版发行。二十年之前，准确来说是1972年12月23日至1973年4月30日，鹿特丹海洋博物馆曾在展出期间出版了Plancius,1552—1622. Roterd?o: Rotterdam Maritiem Museum, “Prins Hendrik,” 1972；ii. 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with 48 Facsimile Maps Dating from about 1555.”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onograph 8.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1946（福克司《广舆图版本考》），这部作品以朱思本（约1273—1335）的作品为基础。朱思本的作品于1555年再版时由罗洪先进行了增订。福克司的作品保留了原作的标题——《广舆图版本考》，此版《广舆图版本考》包括地图32页、勘误表1页和参考文献2页；iii. Grinstead,op.cit., pp. 86—87；iv. Gillispie,op.cit., 1970—1978，1980，1990，9: 309—310;10: 238—240. 更多信息请查看上一条注释。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③Grinstead,op.cit., p. 83.后两幅地图的诞生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华夏居于寰宇之中”的旧观念。不仅如此，利玛窦创造性地增大了地图的尺寸，将其设计为12×6英寸的折叠地图，1602年版即采用此版式。他还大胆尝试用极圈、经纬线、赤道线、回归线等线条来表现地球的球体本质，并附图：“1.浑天仪图解”“2.九重天图解”“3.昼夜长短图解”。
我本应做个地球仪，但因球体地图不便携带，我不得不将球体转换成两个球面，把圆圈用线条来代替。④浑天仪（天地仪）是由多个同心圆环制成的天文仪器。在中世纪（476—1453）及现代时期（1453—1789）的前期，受伊斯兰科学影响，浑天仪是用来表示天体位置特别是天体运动的仪器。
事实证明，利玛窦的这幅地图对世界地理史，尤其是对中国地理史意义重大。正是这幅地图让中国学者首次目睹海洋、大陆和岛屿的地理分布。⑤Gillispie,op.cit., Vol. 11, pp. 402—403.
另外，利玛窦再次计算了中国疆域南北所跨纬度，其结果是先前西方地理学家所得结论的四分之三。他还证实了《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 of Marco Polo，作品约于1298年完稿）一书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为北京。
除了以上列举的各项研究外，最为有趣的一个领域却鲜有人探究，这就是语言学领域。利玛窦在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领域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欧汉辞典》即《葡汉辞典》正是他这方面的成果。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葡萄牙语语言学、葡萄牙语形成的不同阶段，葡萄牙语向现代葡萄牙语的演变过程等研究领域。
如今，有关利玛窦宗教和科学领域的研究风生水起，但有关他在中文，特别是汉语语言学领域所做贡献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鲜有专家对这方面感兴趣，也是因为相关资料颇为匮乏。
值得庆幸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利玛窦的几部著作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葡汉辞典》。这部由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共同完成的作品尚未付梓，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①Matteo Ricci, S.J., Michele Ruggieri, S.J., portughese-cinese. ca. 1583—1588.MS.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I.198. Roma: Archiv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 I. 198.《葡汉辞典》被认为是首部欧洲语言——即葡萄牙语——和汉语的双语辞典。
这是首部欧洲语言和汉语的双语辞典，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时着手编写的。这部从未刊印的开山之作列出了葡语单词和对应中文的意大利式罗马拼音，绝大多数单词有对应的汉语，还有一些有意大利语释义。②Harris,op.cit., p. 42. 还可参考以下作品：Luis Gutheinz, S.J.,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teo Ricci’s Evangelization,”Collectanea Theologica Universitatis Fujen56, 1983, pp. 203—218.
因此，我们旨在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这部辞典进行初步研究，以期成为我们后续作品的前言或介绍。未来我们将出版铅版《葡汉辞典》，并附有注释、参考资料等相关实用信息。
《葡汉辞典》内容简介
正如前文所言，《葡汉辞典》未曾付梓。辞典是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Sin., I, 198号手稿的一部分。该手稿共189页，使用了23厘米×16.5厘米的宣纸，相当于9?英尺×6?英尺，全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 27页正面至31页反面是开篇，这部分全部是中文；2. 紧接着是我们所说的《葡汉辞典》，即32页正面至156页反面，但手稿上并没有这样的标题。之后的157页正面并不像是辞典的一部分，而更像是葡语词句列表。该列表几乎占了满满一面却只有一栏，缺少与之对应的中文部分，即正确的汉字写法和对应的罗马拼音。除此以外，该页很像是插在127页正面第七行之后的补充页。的确，我们能看到“Parar caualho”词条之后有一个“┣”的符号，用来标注插入157页正面的补遗。下文是用半古文书写法誊写的第157页正面的内容：
① 这里列举了一部分我们在誊写古文或中世纪文章时使用的书写规则：单书名号“< >”表示缩写形式展开后的内容。扬抑符“^”只和方括号“[ ]”或圆括号“( )”一同使用，即“[^]”或“(^)”，用来标注抄写员插入或删减的内容。每面行首标有页码，例如，[fol.32r]表示“32页正面”。“fol.”是“fólio”（页面）的缩写，后面跟着阿拉伯数字和字母“r”或“v”，即“recto”（正面）或“verso”（反面），页码前后用方括号括注。标题亦被称为抬头，大多位于页码上边，前后用大括号“{ }”括注。某一页面的栏数代表文本被分为几栏。即使页面中只有一栏也需标注栏数，栏数都是紧跟在左侧大括号后的。其缩写形式为“CB”，后面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该栏的类型，而不是某一页中每栏的次序，如“{CB1”或“{CB2”。在页面结尾会用右侧大括号“}”标记，表示此栏抄写到此结束。手稿当中的标题或小节标题常常与其他内容间隔开来。抄写员通常使用红色笔墨书写小节标题，因此，小节标题也被称为“rubrica”（红色标题），即拉丁语的“RUBEU”，红色。空白部分原是留给抄写员填写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区域最后都空了下来，其缩写形式为“{BLNK.}”。参考David Mackenzie,A Manual of Manuscript Description for the Dictionary of the Old Spanish Language,pp. 1—5, 6—7, 14—15, 21—23, 29—30.
《葡汉辞典》以一段拉丁语祷告词作结。这段话极有可能出自罗明坚之手：
② Pasquale D’Elia, S.J.,Fonti Ricciane.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S.I. Sotto il Patrocinio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1, p. 32, note 1.
即：
赞美上帝、圣母玛利亚，
赞美盖法削、玻罗大削。
奉主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杨福绵神父（Paul Fu-mian Yang）据此指出，6月19日即盖法削和玻罗大削二圣日，可能是《葡汉辞典》的完稿日期。③Yang,op.cit., Vol. 1, p. 207.鉴于辞典中没有出现利玛窦于1598年11至12月开始使用的送气符号④送气音使用希腊语重音符号在单词上方进行标注。意大利语的创新之处在于字母之间不留间隔，就像德语、英语和法语一样。和五个声调符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辞典脱稿时利玛窦仍在肇庆，大概时间是1583年。⑤Henri Bernard, S.J., “Découverte d’un importante manuscrit de Matthieu Ricci,”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35, pp. 548—553,p. 550.
脱稿时间的另一个有力佐证是利玛窦用“僧”即“和尚”来解释“padre católico（天主教牧师）”。“僧”的原意是佛教徒，而利玛窦的这种用法在当时已十分罕见，到了1592年则被传教士彻底弃用。⑥Pasquale M. D’Elia,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Cinese,” p. 173.
但是，这段祷告词并不是整部手稿的结尾。我们在其他页面还能见到以下内容：1.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简短词表，该词表只有葡语词条和对应的中文解释，而没有罗马拼音，内容涵盖中国当地物产、科学术语和地理名称，由以下页面组成：158页正面/160页正面/160页反面/161页正面/161页反面/162页正面/162页反面/163页正面/163页反面/164页正面/164页反面/165页正面/165页反面/166页正面/166页反面/167页正面/167页反面/168页正面/168页反面/169页正面/169页反面/172页正面/172页反面/173页正面/173页反面174页正面/174页反面/175页正面/175页反面/176页正面/176页反面/177页正面/177页反面/178页正面/178页反面/179页正面/179页反面/180页正面/180页反面/181页正面/181页反面/182页正面/182页反面/183页正面/183页反面/184页正面/184页反面/185页正面/185页反面。2.诸多当时中国省份的纬度：170页正面；3.一些词汇的简单释义，包括以下三个页面：170页正面/170页反面/171页正面。4.对日晷的介绍占了整整四个页面，外加173页正面的一个图示：170页正面/170页反面/171页正面/171页反面/173页正面。5.臭名昭著、令人不快的教徒蔡一龙案，包括两页：186页正面/186页反面。①新教徒蔡一龙（葡语名为马丁）诬告罗明坚与罗洪的妻子之间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幸法官重罚了蔡一龙。此案发生于1587年10月的肇庆。参考Pasquale D’Elia, Ricciane.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S.I. Sotto il Patrocinio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1, pp. 240—243.6.最后一部分是仅由中文词句组成的列表，即：188页反面/189页正面/189页反面/190页正面。②但德礼贤认为188页反面、189页正面和189页反面这三面的中文没有任何含义。D’Elia, op.cit,Vol. 2, p. 32, note 1.
《葡汉辞典》收录了约六千条葡语词条，但与之对应的中文词条却没有这么多：只有5 461条，有530多条没有中文对应！不仅如此，辞典中有13面是完全空白的，分别是：66页反面/67页正面/67页反面/68页正面/68页反面/69页正面/69页反面/70页正面/70页反面/71页正面/85页反面/86页正面/86页反面。③Ricci e Ruggieri,op.cit., p. 66. 该页反面至第71页正面，第85页反面至第86页反面；Pasquale M. D’Elia,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Cinese,” p. 173; Yang,op.cit., Vol. 1, pp. 207—208.
《葡汉辞典》采用三栏式格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或句子，第二栏是与之对应的中文拼音，第三栏是我们所说的汉字词条。在第32页正面至34页正面，我们还能见到第四栏，该栏为意大利语词条。意大利语词条只出现在这五面，即：32页正面/32页反面/33页正面/33页反面/34页正面。并不是所有的葡语词条都有与之对应的意大利语词条，反之亦然。④词条空缺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文部分，汉语书写和罗马拼音都是如此。似乎利玛窦有意编纂一部三语辞典，即葡萄牙语、汉语和意大利语，再加上汉语音标。然而由于种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放弃了最初的计划。《葡汉辞典》因此只有葡萄牙语和汉语词条。
第一栏即葡语词条，肯定出自一位欧洲人之手，他也许就是罗明坚或利玛窦。德礼贤神父则推测是该栏出自抄写员之手：“La prima colonna è di un amanuense qualunque.（第一栏出自随意一个抄写员之手）。”⑤Pasquale D’Elia, Ricciane.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S.I. Sotto il Patrocinio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p. 2, chart 5.
这些词条基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但也有例外，个别地方出现了乱序。辞典的第一个词条是Aba de uestidura，⑥第32页反面。最后一个词条是Zunir a orelha。⑦第156页反面。德礼贤神父整理的两版《葡汉辞典》——1935年版和1949年版都误将动词Abitar当作第一个词条，但其实Abitar是33页正面的首词条，而不是32页正面的首词条。所以，很明显，著名的语言学家德礼贤神父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错误，他漏掉了整整一页（两面）。⑧D’Elia,op.cit., Vol. 2, p. 32, note 1.
总的来说，葡语词条都是些简单的词汇——有些词条由两到三个单词构成，第二个单词是第一个单词的同义词或释义——和一些完整或不完整的小短句。这似乎说明词条的选择是以中文为标准，收录的词汇都是从当时常用的中文词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⑨葡、中词条的例子请参考杨福绵教授的文章“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Vol. 1, pp. 206—207.
第二栏罗马拼音基本可以确定是利玛窦的笔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意德礼贤神父的看法。⑩D’Elia,op.cit., Vol. 2, chart 5. 在这一问题上，杨福绵未发表个人看法，参考Yang,op.cit., Vol. 1, p. 207.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有与之对应的拉丁语音译，特别是当存在不止一个词条时，即存在一个或多个近义词时。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标注第一个词的罗马拼音，其他释义则只做列举，不做标注。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中文标注音译，另一些不标注音译。?更多信息请参考Yang,op.cit., Vol. 1, p. 207.
另外，鉴于利玛窦为意大利人，他使用的汉语罗马化规则自然遵循意大利语字母规则。
第三栏是中文词条，即汉字词条。与前两栏不同，这一栏的书写者究竟是谁，至今众说纷纭。他可能由一位欧洲人执笔，比如罗明坚或利玛窦，就像德礼贤神父推测的那样，也有可能像杨福绵神父猜想的那般，必然是一位中国抄写员的劳动成果。这一栏有时还会出现第二个人的笔迹。
《葡汉辞典》中使用的中文变体是官话。从汉学角度来看，这一栏的确十分有趣，因为它囊括了许多口语化的词汇或短句。在《葡汉辞典》之前，所有中文辞典都是一个中文词条对应一个汉字，而这些汉字只涉及文学词汇和古语词，但《葡汉辞典》中的葡语词条一般对应多个中文释义，第一个单词是口头用语，后面的近义词则兼有口头用语和文言。①Ibid..
最后，部分页面还出现了第四栏，也就是意大利语词条。这部分可以肯定是罗明坚的杰作。②Yang,op.cit., Vol. 1, p. 207.正如之前所说，这一栏只在第32页正面到34页正面这五面出现，即第32页正面、第32页反面、第33页正面、第33页反面和第34页正面。③Ricci e Ruggieri, eds.,op.cit., p. 32，该页正面至34页正面。
显然，我们面对的是双语辞典，而不是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推测的按字母顺序
排列的汉语语音辞典。④Pasquale M. D’Elia,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Cinese,” p. 173; Pal Pelliot, “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s temps de Macao,”Toung Pao Archives31, 1935, pp. 58—94; Paul Pelliot, “Michel Boym,”Toung Pao Archives31, 1935, pp. 95—151.
以下⑤第32页反面才是《葡汉辞典》的第1页。是《葡汉辞典》的字母排序页码：
A 第32页正面至48页反面
B 第50页正面至54页正面
C 第55页正面至66页正面
D 第72页正面至85页正面
E 第87页正面至99页正面
F 第99页反面至105页正面
G 第105页反面至107页反面
I/J 第108页正面至111页反面
L 第110页反面至114页正面
M 第115页正面至121页反面
N 第122页正面至123页正面
O 第123页反面至125页反面
P 第126页正面至134页反面
Q 第135页反面至136页正面
R 第137页正面至141页正面
S 第142页正面至146页反面
T 第147页正面至152页正面
V/U 第153页正面至156页正面
X 第156页正面
Z 第156页正面
很多外国人在学习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时遇到一大难题就是区分汉语声调的音值。利玛窦在为辞典做准备时也谈到了这一难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汉语罗马化体系，方便区分汉语中的送气音，并能通过发音符号，将官话的声调记录下来：
……汉语的声调。利玛窦含蓄地提到，中文的这一特性是他在辞典编纂准备工作中遇到的一大难题……1598年，利玛窦结束了首次北京之旅，沿大运河南下，途中与郭居静修士（Lazarus Cattaneo, 1560—1640）以及中国修士钟铭仁（1562—1621）一道，拟定了标注官话送气音和五个声调的变音符号，对汉语罗马化方案进行了改良。谈到汉语声调时，利玛窦表示，“我们指定了五个声调符号，郭居静修士对此贡献极大，因为他在音乐领域造诣颇深，能轻而易举地辨出声调的高低”。他还提到，每个人用各自的方法标注汉语语音会导致“极大的混乱”，因此，应要求“大家统一使用改良后的方案”。⑥Harris,op.cit., pp. 42—43.
从音位学和词汇学的角度探讨《葡汉辞典》中的葡萄牙语
在分析《葡汉辞典》中葡萄牙语音位特征和词汇特征之前，我们应先高屋建瓴地了解利玛窦所用汉语的类型。毫无疑问，他使用的是当时官吏、文人和学者通用的官方语言。依据就是利玛窦、罗明坚以及之前的范礼安都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明确指出，这种语言是官方语言或官方方言。
范礼安神父在《耶稣会在印度以东之开始与发展的历史，1542—1564》（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so de la Compa?ía de Jesu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一书中，将这种语言称为“官员和衙门通用的语言”（el proprio lenguaje de los mandarines ye de la corte）或“官方语言”（la lengua mandarina），其地位相当于欧洲的拉丁语。①José Wicki, S.J.,Alessandro Valignano S.I. 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so de la Compa?í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1542—1564).Roma: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I., Vol. 2, 1944, pp. 254—256.
利玛窦将“官话”定义为“官衙使用的中文”（lingua cina della corte）或“官衙语言”（lingua cortegiana）。中华帝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省份都有各自的语言或方言，因此，官话是人们交流的必备工具，如同15个行政地理区域各自的语言，官话也具有统一的书写体系。因为中国各个省份、地区的司法官员在法庭上都使用这种语言，所以利玛窦称其为“通用语言”（lingua universale）或“衙门语言”（lingua della corte forense），包括利玛窦在内的传教士都学习这种语言。②Venturi,op.cit., Vol. 2, p. 91.几年后，当利玛窦已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也能分辨出汉语全部（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深奥特性时，他还为 “官衙语言”起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名字——“官话”，明朝（1368—1644）时发音为Guan-hua。当时在中国，不论男女老幼，与异乡人交流都统一使用“官话”，在衙门中和公开或私人的会面中也都使用“官话”。③D’Elia,Fonti Ricciane. op.cit.,Vol. 1, p. 38.
正如前文所讲，目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葡汉辞典》是中欧交流史上第一部双语辞典。这部辞典的葡语词条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同一中心词的词条放在一起——并附有对应的中文释义和拉丁语音译。由此可知，《葡汉辞典》不是按照语义范畴分类的词汇表或单词列表。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人赴华以前，中国早已出现一些双语词汇表，如《汉日辞典》《汉藏辞典》和1388年完成的《汉蒙辞典》。④Yang,op.cit., Vol. 1, p. 202.
辞典中的葡语词汇并不严格遵守字母排列顺序，但正如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Sin., I, 198号手稿所呈现的那般，其拼写在整体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只有少量词汇的拼写方式不一致。这种一致性符合当时葡萄牙语的语言特点，也记录下许多音位学和词汇学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从拉丁语（口语）向葡萄牙语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大多已经消失，另一些也处于演变过程中。
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单词的拼写，即书写、展现单词的方式。当时的葡萄牙语仍然沿用中世纪拉丁语的书写传统。根据这一书写规则，起元音作用的字母I、字母J和起辅音作用的字母U、字母V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代表各自不同的发音，拥有迥异的特性。更为复杂的是，辞典中还时常出现拼写不一致的情况以及不可避免的书写错误，即笔误。由此可见，辞典一定是由抄写员转录的。以下是一些例子：Umido、vngir、vn dia depois、vsar。
与之有一定关系⑤之所以说这一现象与上文所讲的书写方式有关，是因为在通俗拉丁语演变为各个罗曼语言的漫长过程中，这些新出现的语音——在歌谣中形成的语音——没有统一的书写规则，拼写方式也不固定。我们需要等到《葡汉辞典》著成三个多世纪后，才能见到较为通用、固定的新拉丁语——泛罗曼语言——的拼写规则，其在各罗曼语言中所代表的发音也才固定下来。的另一个现象是，齿擦音的拼写方式变化不定。字母和字母组合表示。字素也并不总在字母A、O、U前出现，以代表清音，也就是?a、?o、?u。很多时候它也会出现在字母E、I之前，形成?e、?i。而按照现代葡萄牙语的书写规则，字母E、I前的完全是多余，可以直接写成
abra?ar、a?ento、a?erto、a?idente、a?inte、a?ipreste、a?ucar、acusar、a?usemtar、afei??o、crecer o Rio、escure?er、fouce、lu?eiro、lu?ir、na?er、na?im
《葡汉辞典》中还存在大量词首添音的情况。这一现象在包括现代葡萄牙语在内的现代罗曼语言和泛罗马方言中仍屡见不鲜，不论是标准葡语、地方方言还是葡语变体都如此。有时，一些单词还会有两种拼写方法：一种词首添加发音字母，一种词首不加发音字母，两种拼写在语法层面上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①罗曼语言是指从通俗拉丁语，也就是罗马民众所说的拉丁语直接演变过来的语言，包括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如今的普罗旺斯语，即原来的奥克语、法语、意大利语、撒丁语、拉登语和罗曼什语、19世纪末灭绝的达尔马提亚语和罗马尼亚语。葡语方言和葡语变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印度葡萄牙语；2.锡兰的克里奥尔语；3.澳门葡萄牙语；4.马来葡萄牙语；5.东帝汶葡萄牙语；6.佛得角的克里奥尔语；7.几内亚的克里奥尔语；8.几内亚湾的多个克里奥尔语，即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安诺本岛的克里奥尔语；9.非洲海岸的葡萄牙语。从历史角度来讲，印度葡萄牙语有九个次分支：1.第乌的克里奥尔语；2.达曼的克里奥尔语；3.北部方言；4.果阿方言；5.门格洛尔方言；6.坎努尔方言；7.马埃方言；8.柯枝方言；9.乌木海岸方言。马来葡萄牙语也有两个内部分支：爪哇岛的克里奥尔语和马六甲、新加坡的克里奥尔语。值得一提的是，塔基塔基语（Taki-Taki）和萨拉马坎土语（Saramaca Tongo）虽是英属圭亚那的土著语言，但包括一些来自葡萄牙犹太人的单词。词首添音通常是在一个单词的词首添加一个音但不改变词义，就《葡汉辞典》而言，是在名词或动词前加上一个非重读元音a，这个a是从阴性定冠词a演变而来，例如：Alaguoa、alanterna、alampada、alembrarse。
鉴于用大写字母R表示舌尖音或小舌音/R/是18世纪以后才在里斯本标准葡语和周边地区的葡语中出现的现象，《葡汉辞典》中的R并不一定表示舌尖音或小舌音，也表示多颤音或者齿龈音/r/，举例如下：AcoRer-socoRer、caRo、caRunchosa cousa、chea de Rio、costa Riba、crecer o Rio。
反身动词的代词“se”常与动词不定式连写，不加连字符“-”：Abituarse、abrandarse、acordarse-lembrarse、enrique?erse。
重读音节之前的非重读音节发音不固定，这在现代葡萄牙语中仍然存在。例如，半闭元音（混元音）/?/既是非重读元音又是重读音节之前的音节，所以在书写时单词词源会被舍弃，并用字母I或字母E代替。《葡汉辞典》中也不乏两种书写方式并存的情况：Abelidade、alecrim、alicrim。
换言之，《葡汉辞典》和其他作品一样，偶尔也会出现因抄写员对单词发音不确定或对单词的词源意义缺乏了解而导致的拼写错误。我们发现，非重读中元音的位置使它的发音更闭，甚至接近完全的闭音。也就是说，非重读中元音已经十分接近闭音，有时甚至跨越了半闭音、非重读中元音（混元音）/?/和闭音、非重读中元音/α/之间的界限。通常，发音/e/用字母E表示，并注有“非重读e”的标示，这一书写方法目前仍在沿用。
鼻音符号“～”是用来标志鼻音结尾的字素（如 -?o、-?os、-?e、-?em、-?e、-?es、-?、-?s等），它被标在二重鼻元音的第二个字母上。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垂直方向的形式存在，即“＇”，而不是水平方向。辞典中也不乏省略鼻音符号不写的情况，特别是当单词为阴性且鼻音为单元音时，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二个元音：aldeaó（而不是 alde?o）、aldea（而不是 alde?）、naó（而不是 n?o）、na?a?（而不是 na??o）。
最后，《葡汉辞典》中还经常出现浊软腭塞音/g/加字母U再加后元音/u/、/o/或中元音/a/的情况。按照今天的拼写规则，字母U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当然，《葡汉辞典》中也会有特例：aguoa、aguora、agua de frol、agoa de paso、aguoa de fonte、acabar co
有关《葡汉辞典》中葡萄牙语的音位学、词汇学简要介绍就到此为止。铅版《葡汉辞典》是我们与柯蔚南教授（W. South Coblin）——尊敬的的汉学家，我们亲爱的同事、朋友——合作的成果，内容包括葡语词条、对应中文、中文音译和意大利语释义，最后还有单词表的英文翻译，其中也不乏相关注释。
结语
毫无疑问，推断甚至断言利玛窦的《葡汉辞典》，是第一部专门为传教士轻松快捷地学习汉语口语而准备的双语辞典，这绝非妄言。辞典所用汉语是“衙门语言”(lingua della corte forense)，也就是官方方言、“官话”（Guan hua）、大明朝的官方语言。这部辞典还是之后的双语辞典的模仿对象。《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化系统也是汉学领域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这是欧洲人首次尝试建立官话语音的系统化标准。换言之，利玛窦将汉语音节转写成了罗马字母，为之后音译系统的建立打开了大门。因此，我们能从《葡汉辞典》中发现很多极具语言学、方言学价值的音位学、词汇学素材。这些特点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口语官话特别是标准汉语可能的源头提供了可靠且准确的信息。的确，在将标准汉语与北方方言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发现，与人们之前想的不同，明朝官方语言不是以北京话这一北方方言为基础，而是以南方语言的变体——也许是南京方言为基础的。利玛窦所用汉语的语音特点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其中一些特点在北京方言中已经过于古老，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已不复存在。据此判断，标准汉语似乎的确是以南京的发音为基础。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研究罗马语族语言学特别是葡萄牙语语言学的学者而言，《葡汉辞典》中还包含了当时葡语口语的许多重要信息，而只有将两种语言——汉语和葡语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更加细致、深刻地揭示出它们是如何演变成如今的现代语言的。读者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涉及明朝第一批到中国生活、工作的欧洲人，比如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与他们接触的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民众使用的葡萄牙语和汉语词汇。我们希望，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作品——有英文译文的铅版《葡汉辞典》——能尽可能多地解答读者的问题，甚至是全部的问题。
爱丁堡大学的中国学教学与研究集中在文学、语言与文化学院（School of Literatures, Languages and Cultures）的亚洲研究系（Asian Studies），该系设有中国学研究中心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上述两个机构成为连接爱丁堡大学与苏格兰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学研究的纽带。该中心常年组织跨学科研究系列研讨会，并具有跨学科中国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学师资团队具有多样的学术背景与广阔的专业领域，学生既可以专注于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也可从事中国政治、商贸、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领域研究。爱丁堡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中英文的中国学图书，尤其在中国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馆藏尤其丰富。目前，该中心的中国学教师团队共有16人，其中有亚洲研究系主任耿幽静教授（Joachim Gentz）——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兼苏格兰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费南山教授（Natascha Gentz），中国政治与社会讲师丹尼尔·哈蒙德（Daniel Hammond）、中国学讲师黄学雷（Xuelei Huang，音译）等。耿幽静教授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其研究领域包括上古秦汉思想史、中国经典诠释以及古代的礼仪与宗教。他以英文和德文发表多篇围绕《春秋公羊传》的论文和有关古代礼仪、修辞、论辩的研究。近期编撰了《古代中国论说的文学形式》（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秋叶）
译者按：本文节选自约瑟夫·亚伯拉罕·莱维（Joseph Abraham Levi）的《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看利玛窦的〈葡汉辞典〉》（O Dicióna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J. (1552—1610): Uma abordagem histórico-linguística）， 由南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New Orleans）于 1998年出版。
莱维现就职于美国艾奥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教授非洲前殖民历史、1880年后非洲历史、伊斯兰教在非洲等课程。本文主要介绍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惊人的语言天赋及其在华传教期间为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互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着重探讨了利玛窦所编《葡汉辞典》——世界上首部葡萄牙语、汉语双语辞典——的主要内容及利玛窦为区分汉语声调的音值而设计的发音符号以及辞典中收录的汉语词条类型和葡语词条的音位学、词汇学价值，涵盖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文章来源：历史语言学研究 网址: http://lsyyx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74.shtml
上一篇： 国外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进展*
下一篇： 矿业工程论文_遗留群柱中关键柱判别方法与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