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是当前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关于语法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学界的述评文献不在少数，但我们发现现有述评文献或述而不评，或因写作年代较早而没有关注到近期语法化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显得不够全面。所以，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进展做出更全面、系统的介评。
一、19世纪及之前的国外语法化研究
西方语言学家最早是在19世纪开始谈论语法化现象的。[注]Bopp,F.U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Lateinischen,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M].Frankfurt:Main,1816.但是，对语法化现象产生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孔狄亚克和卢梭。[注]当然，在中国，早在13世纪，元代周伯琦就在《六书正伪》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马提索夫《拉祜语(Lahu)中的语法化》(Matisoff 1991)认为西方的“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化)用汉语来表达就是“虚化”。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1994)指出，虚化主要针对词义的由实变虚，而语法化侧重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这两位法国哲学家当时已经意识到“语法的复杂性和抽象的词汇都派生自具体词”。“孔狄亚克似乎是第一个意识到时、体后缀等动词屈折形式源于历史上的独立词。这一发现极大地鼓舞了19世纪几代学者对比较语法原则的构建。”[注]Heine,B.,Claudi,U.& :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5.但是，孔狄亚克却把语法化研究之父(the father of grammacticalization studies)的美名归于托克。托克[注]Tooke, of Purley(Vol.I)[M].Tokyo:Kinokuniya,1996 [1786]；Tooke, of Purley(Vol.II)[M].Tokyo:Kinokuniya,1996 [1805].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即词语的秘密在于其词源)和一个核心概念(即“省缩/abbreviation”)。他认为，名词、动词是基本词类，而其他词类则由它们省缩而来。他把屈折形式和派生形式看作是由起初粘附于词根的独立词蜕变成的碎片。与托克这一观点相似的观点，孔狄亚克早在40年前就提过。孔狄亚克[注]Condillac,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M].Paris,1746.曾指出，动词的时、体等屈折形式可以理解为几个独立词合并(coalescence，一译“一体化”)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孔狄亚克认为，是托克的研究使得人们从这样的观察中发展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语言的初始状态是具体的，派生状态是抽象的。因此，他坚持将语法化研究之父的美名归之于托克。
在整个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语法化也是一个话题。在葆朴关于比较语法的原则的著作[注]Bopp,F.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Iateinischen,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n[M].Frankfurt:Andre?ische,1816;Bopp, Grammatik des Sanskrit,Zend,Griechischen,Lateinischen,Litauischen,Altslawishcen,Gothischen und Deutschen[M].Berlin,1833.中，语法化是一个中心话题。他继承了托克等18世纪有关学者的传统，阐述了很多语法化现象，比如实词向助动词、词缀、屈折形式的演变。他认为，语法化是理解印欧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参数。施莱歇尔[注]Schlegel,August Willhelm sur la language et literature provencales[M].Paris:Libraric Grecque-Latine-Allcmande,1818.提出了著名的“纸币理论(paper-money theory)”。纸币理论认为，词被剥夺掉语义内容是为了便于它们在语言中流通。他提出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典型的语法化个案(例如指示代词向定冠词演变、数词“一”向不定冠词演变、拥有结构向完成体结构演变)的研究。他的很多思想在近年的语法化研究中屡被提及。更有影响的是洪堡特。他在1822年向柏林科学院提交了一篇题为“语法形式的起源及其对思想进化的影响”的论文。[注]Humboldt,Willam Von.U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und ihren Einfluβ auf die Ideenentwicklung[Z].der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1822.在该文中，洪堡特提出了语言演变的四个阶段，而这其中的后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他和施莱歇尔提出的语言的三个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洪堡特从一个语言类型学家的角度提出，语言演变就是孤立语经粘着语向屈折语演变。当然，在孤立语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即语序不大固定、虚词基本没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具体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话语中并没有得到明示，听话人得根据语境进行推测。比如“雷声昨晚没睡好”可能表示“昨晚因为有雷声而没睡好”义。这个阶段，吉冯[注]Givón, and syntax[C].New York:Academic,1979:223.称为“语用(pragmatic)阶段、基于话语的(discourse-based)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孤立语阶段)，按某种顺序呈现事物成了一种习惯，这导致相对固定的语序逐渐形成。在这个阶段，有些词从表示具体事物的用法发展出表示某种语法关系的用法。霍普和特劳戈特[注]Hopper,P.J.& (revised edn)[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3]:20.认为这个阶段可以叫作“句法(syntactic)阶段”，即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的阶段。到了第三阶段(粘着语阶段)，功能词(虚词)开始粘附于词汇词(实词)，并逐渐有跟词汇词一体化倾向，即出现附着化(cliticization)趋势，从而催生了很多粘着体。到了第四阶段(屈折语阶段)，那些功能词与词汇词合成的粘着体逐渐演变为内含词根和(屈折)词缀的复合物。因此，“洪堡特讨论语法化现象的动因在于语言类型及其与语言演变、思维进化之间的关系。”[注]Heine,B.,Claudi,U.& F.Hü: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5.挝尔纳也许是19世纪上半叶语法化观最明确、最坚定的学者。他的《语言形式的起源和初始意义》(the origin and original meaning of linguistic forms)提出“所有不可感知的概念都来源于可感知的概念”。他从有限的语法化现象中就敢预测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主导趋势。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学者继续进行了很多今天可以归入“语法化研究”这个名目下的研究。他们更关心语法化过程的具体细节。魏格纳[注]Wegener, ue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M].Hallc:Max Niemeyer,1885.可能是最早提出语用法的固化也是一种语法化的学者。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话语-语用模式(discourse-pragmatic pattern)向形态-句法结构(morpho-syntactic construction)的演变”。加贝伦茨[注]Gabelentz,G.von der.Die Sprachwissenschaft:Ihre Aufgaben,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2d ed)[M].Leipzig:Weigel Nachf,1901 [1891]：250～251.认为“现在的词缀就是过去的独立词”，他提出语言演变的螺旋上升(spiral-upward)观。这个观点与语言演变的线性(linear)观、循环(cyclical)观不同。线性观认为语言演变是呈线性展开的，比如洪堡特关于语言演变的四阶段论意味着语言演变是线性展开的，屈折语是语言演变的终结阶段；循环观认为语言演变是循环进行的，上一轮演变的终点是下一轮演变的起点；螺旋上升观则认为循环观的说法把问题简化了，因为新一轮演变的起点跟上一轮演变的终点不会重合，新的演变只是以跟上一轮演变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加贝伦茨还尝试用语言演变的两大驱动力——语言表达的省力追求(ease of articulation),类似于今之所谓“经济原则(The Economic Principle)”或“省力原则(The Least Effort Principle)”)和清晰追求类似于今之所谓“明晰原则(The Clarity Principle)”——的互动来解释语法化。加贝伦茨作为德国新语法学派的成员，对语法形式的起源和演变作做了独到的解释，他说“就像雇员会被政府聘用直至解聘、退休一样，语法形式原本是内容词(词汇词)，它们被语言系统聘用来表示语法意义，其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类似于雇员升职)，当然有些会中途弃之不用(类似于雇员被解聘)，而在它之外还有很多竞争者排队等着被聘用”。加贝伦茨的研究还清楚地显示出他意识到了语言的共时空间差异往往是其历时时间差异的体现。加贝伦茨的研究对20世纪早期的语法化观有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到19世纪末，“一个清晰的语法化研究传统已经形成，只是缺少‘语法化’这个术语” 。[注]Hopper,Paul J.and Elizabeth Closs (revised edn)[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3]：20.
二、 20世纪的国外语法化研究
进入20世纪，梅耶《语法形式的演化》一文[注]Meillet,A.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J].Scientia,1912,12:26.首次明确使用“语法化(grammatisation/ grammaticalization)”这一术语，并为语法化研究的合理性做出论证，认为语法化研究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标志着现代语法化研究视角的出现。海因[注]Heine,B.,Claudi,U.& :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5.等称梅耶为“现代语法化研究的奠基人”。霍普和特劳戈特指出：“尽管在19世纪末加贝伦茨的研究中已经孕育着很多语法化思想，但是第一个意识到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理论关注的中心并对语法化展开特别研究的是梅耶。”[注]Hopper,Paul J.& (revised edn)[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3]:21.梅耶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既继承了洪堡特和加贝伦茨的相关学术思想，又对语言历时演变的规律性和共时描写的系统性很重视。梅耶认为，19世纪第一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已经对语法形式的起源做出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推测，但因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常常是在研究语言起源问题时捎带涉及新语法形式的起源问题，因此他们的很多推测不大可靠。到了第三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即新语法学派)那里，语法化研究的基本思想已呼之欲出了。在新语法学派学者看来，全部语言演变只有音变、类推和借用三种。梅耶提出，还有语法化。语法化跟以上三种演变都不同。虽然语法化和类推都是语言系统内部原因促发的会影响到语言的词法或句法系统的演变，但类推有源式作参照，而语法化涉及的则是语言新的语法形式和新的语法功能的出现。语法范畴的新颖性要么反映在形式方面，要么反映在功能方面。比如后置介词向表示格意义的后缀的演变，涉及的是语法形式的创新，但语法意义仍然是格意义。而很多罗曼语中表示过去完成时意义的语法形式演变为表示过去时意义的语法形式，涉及的是语法功能的创新。梅耶注意到语法化过程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征：第一，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演变。譬如，通常只有后置介词演变为格后缀，而无相反的情况；第二，经常伴随着语音弱化，而很少有语音强化现象。梅耶的这两个论断是对语法化单向性原则的最早概括。梅耶认为，语法化的动因是语法形式表现力衰弱，说话人要重获原初的表现力，就不得不更新语法形式。罗曼语中无定量化成分从表示对否定的强化演变为否定词就是这种情况。固定语序的出现，作为一种语法化现象，也是为了弥补形态标记因音变而弱化甚至脱落所带来的对语法意义的表现不够的缺陷。尽管梅耶的研究具有草创性，但梅耶提出的观点具有前瞻性。梅耶提出的“语法化是正常的语言使用引发的副效应”的观点，今天已被广泛接受。功能语言学家通过引入现代语用学理论来对梅耶的理论进行了充实。总之，梅耶的研究具有首创之功，涉及语法化的界定、表现、动因和单向性等诸多问题。约瑟夫[注]Joseph,:Meillet and grammaticalisation[A].Smith,A.D.M.,Trousdale,G.& Waltereit,R.(eds.),New Dire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Research[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15:6～15.指出，梅耶是索绪尔的学生，曾深受索绪尔在讲授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课时提出的相关思想的启发，吸收了索绪尔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则的思想。梅耶从事历史语法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缘起是，他用结构主义的系统观观照语言时发现有些跟整个系统格格不入的现象。比如，现代英语中绝大多数动词被否定时否定词前置于该动词，且要借助助动词“do”。但是，情态动词被否定时否定词后置于该情态动词，且无须借助助动词“do”。为了对整个系统的运作规律有更深入的了解，梅耶就着手研究这些现象的历史形成。随着1912年那篇著名论文的发表，梅耶的语法化观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认为语法化是罕见现象。虽然他仍然承认语言具有社会性，但关注焦点已不在这方面。梅耶沿袭葆朴(而不是洪堡特)和新语法学派的传统，把语法化当作是历史语言学解释语言演变的重要手段。[注]后世特劳戈特对语义变化原则的寻求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他认为，新语法形式的出现不外两种途径：类推式创新(analogical innovation)和语法化。梅耶[注]Meillet,'e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J].Scientia(Rivista di Scienza),1912,(12).认为，只有语法化才涉及整个语言系统的变化，因为它引入了一个语言系统前所未有的新语法形式及其表示的新语法意义/范畴(而类推总要有源式作参照，只会引发形式更新，如词的新语法形式代替旧新语法形式，但不会触及整个语法系统)。鉴于19世纪末新语法学派的语法语素研究绝大多数都是运用类推来展开解释，梅耶的这个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有革除语法语素研究旧习气的作用。梅耶强调说，类推是对新语法学派发现的音变规律的例外现象的唯一解释，对类推的专注使过去40年学者们忽视了另一个现象，即语法化。梅耶提出了“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语法化程度和语言使用频率成反比”等重要观点。他还建议把语序从相对自由演变到比较固定(例如拉丁语语序向法语语序的演变)看作语法化。他认为语序演变和实词虚化一样重要，应纳入语法化研究范围。霍普和特劳戈特[注]Hopper, P. J. and E. C. (revised edn)[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3]:39～69.则提出至少目前语序演变还不易归入语法化。梅耶还认为词项语法化的动因是它丧失了表现力。霍普和特劳戈特[注]Hopper,P.& (revised edn)[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3]:25.认为梅耶的语法化研究中多多少少透露出他把语法化看成语言退化的观点，因为他重视的是语言演变的各种“不足”，如语音蚀失、形态简省、语义虚化等。梅耶《语法形式的演化》作为语法化研究领域的第一篇长篇文献，对各类语法化现象覆盖之广泛，对语法化问题洞察之深刻，给后世语法化研究树立了榜样，尽管其中的有些观点和做法在后世屡被修正。
继《语法形式的演化》之后，梅耶[注]Meillet,A.Aper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M].Paris:Klincksieck,1965[1920].对英语和德语的语法化程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德语语法化程度更高，因为德语可通过名词、动词的屈折变化来区分主语、宾语等语法成分，而英语则只能借助位置、助动词和介词来区分。萨丕尔[注]Sapir,[M].New York: & World,1921:105.也谈到了语法化问题。萨丕尔有个著名论断——语言在历时过程中顺着它自己制造的流向(drift，一译“沿流”)漂移。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语法化研究中语义滞留(一译“语义俯瞰”)原则的萌芽。萨丕尔特别感兴趣的是英语从综合语向分析语的演变。
在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占据语言研究舞台的中心，语言的历史演变研究受到忽视，语法演变研究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是库里娄韦兹和本维尼斯特在从事语法演变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不受重视，读者是清一色的同路人——印欧语研究人员。跟梅耶继承洪堡特把语法化当作解释语言演变的手段的传统不同，本维尼斯特《语言范畴的变化》[注]Benveniste, of Linguistic Categories[M].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8.和库里娄韦兹《语法范畴的演化》[注]Kuryowicz,J.The inflectional categories of lndo-European[M].,1964.继承了葆朴把语法化看作传统印欧语言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被莱曼[注]Lehmann,C.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A].Wischer and Diewald,(eds.),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6.誉为“语法化理论在印欧主义传统框架内最著名的代表”。库里娄韦兹提出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语法化的定义，并在《印欧语的屈折范畴》一书[注]Kuryowicz,J.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A]. (eds.),Esquisses linguistiques[C].Munich:Fink,1976.中把“语法化”这个概念系统地运用到对一系列语法范畴的形成的分析上。他还把词汇化和语法化严格对立起来。不过，奇怪的是，语法化研究专家海因在其访谈录中说库里娄韦兹“不是语法化研究者。除了给语法化下过一个定义外，没有为语法化研究作过其他任何贡献。”[注]龙海平.Bernd Heine教授访谈录[A].甘于恩主编,南方语言学(第三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本维尼斯特，作为梅耶的学生，也对语法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了很多跟梅耶的观点类似的话，举了很多曾被梅耶举过的语法化实例，但首创“助动化(auxiliation)”这个术语来指称实义动词向助动词的演变，从而使梅耶那些被结构主义洪流所淹没的语言研究的真知灼见再次闪光。奇怪的是，他始终回避提及梅耶，回避使用“语法化”这个术语。他接受梅耶的观点，主张把形态-句法演变区分为创新性变化(innovative mutation)和保守性变化(conservative mutation)。前者指语法范畴的首次出现或消亡，是一种创新(creation)；后者指语法范畴形式上的更替，是一种更新(renuvellement)。这两种区分基本对应于梅耶的语法化和类推。本维尼斯特认为，形态-句法变化除了像洪堡特所说的从分析到综合，还可以从综合到分析。比如，用介词短语代替以前的格缀，用助动词代替以前的动词屈折形式表示时态。
威恩莱希等在其破冰之作“语言演变理论的实证基础”一文[注]Weinreich,U.,Labov,W.&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A]. & (eds.),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C].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8.中呼吁语言的共时变异研究和历时演变研究要结合在一起，因为共时变异是历时演变的条件或结果。他们把个体身上发生的语言演变叫“创新”(innovation)，刻意区分创新和语言演变。他们认为历史语言学研究应把精力集中在以下问题的解决上：
第一，限制条件的揭示问题。无论新语法范畴的出现还是旧语法范畴的消失，抑或语法手段的更新，都需要回答“哪些演变是可能的？”“哪些演变是不可能的？”“演变的限制条件是什么？”等问题。
第二，中间阶段的描写问题。在A演变为B的过程中必有过渡阶段，因为语言演变是逐步进行的。历时演变研究需要描写出语言演变的渐进性，尤其是其中间过渡状态。
第三，演变的启动和实现问题。需要回答“演变是怎样、何时、在哪里启动(actuation)的?”“演变最终是怎样在语言系统中实现(actualization)的？”等问题。
虽然威恩莱希等作出了如上呼吁，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语法化主要被看作历史语言学分析语言历史演变和重构始源语的一种手段。比如安提拉在其《历史比较语言学导论》[注]Anttila,R.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M].New York:Macmillan,1972:149～152.中把语法化和词汇化当作语义演变的两大过程。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更具体地说，源自那时吉冯的相关研究)。[注]龙海平.Bernd Heine教授访谈录[A].甘于恩主编,南方语言学(第三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或者说语法化研究的复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复兴背景有三个方面：第一，对生成语言学语言能力天赋说和句法自主论的质疑。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语言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跟语言系统外的因素(如认知、交际、社会等)无关。而语法化研究(如词语从空间用法发展出时间用法，再从时间用法发展出语篇关联用法或人际互动用法)则可以启发人们语言能力是普通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第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共时和历时的绝对区分，使得对共时现象的解释显得不够充分。因为很多共时现象离开历时演变就解释不清。所以，西方很多语言学家，特别是美国语言学家，开始注意到语法化在语言演变中和对理解语言的共时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比如，吉冯提出，要更好地理解语言的组织结构，就必须知道语言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他通过对非洲语言和美洲印第安语的研究，在论文“历史句法学和共时形态学：一位考古学家的田野之旅”[注]Givón,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D].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1971.中，首次提出“今天的词法/形态就是昨天的句法”的口号。该论断标志着语法范畴演变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很多语言学家把语法化研究自梅耶和霍尼希斯瓦尔德之后的真正兴起归于吉冯的这个著名论断[注]Campbell,’s wrong with grammaticalization?[J].Language Sciences,2001,(23).。吉冯提出这一论断有可能受到了昊杰[注]Hodge,C.T.The linguistic cycle[J].Language Sciences,1970,(13).“一个人语言里的词法就是另一个人语言里的句法”的影响。吉冯和昊杰都认为语言演变是循环发生的，从自由语素到粘着词缀，继而粘着词缀经过形态磨损与词干融为一体，合而开始新一轮演变。重要的是，自吉冯提出其著名论断之后，很多语言类型学家也开始重视语法化研究。这使得语法化从原来的印欧语言学的研究主题跃升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主题。吉冯[注]Givón, and and Semantics 12[C].New York:Academic,1979.赞同魏格纳[注]Wegener, ue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M].Hallc:Max Niemeyer,1885.的观点，认为语法化的诱因是话语-语用因素，其过程遵循下面这样一个循环模式：话语>句法>词法/形态>音位语素>零>话语。可见，吉冯实际还认识到了“今天的句法是昨天的章法”，从而首次提出了语法化的单向性规律。但是，吉冯的这一发现至少部分受到魏格纳、山科夫和布朗[注]Sankoff,G.& origins of syntax in discourse:A case study of Tok Pisin relative[J].Language,1976,(3).等相关研究的启发。山科夫和布朗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托克比辛语(Tok Pisin)关系小句结构的研究，得出结论——句法结构可以看作是从话语结构经过重新分析派生而来。吉冯的语法化研究(以《理解语法》[注]Givón,T.On Understanding Grammar[M].London:Academic Press,1979.为代表)以善于吸取语言类型学、儿童语言习得、语言接触研究的相关成果而见长，并比较注重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的互动。所以，维舍和戴瓦尔德[注]Wischer,I.&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认为，自吉冯在20世纪70年代的语法化研究成果问世后，语法化研究就从原来绝大多数以历时追溯为主演变为对共时状态和历时演变兼顾。第三，逻辑语义学的意义研究范式在研究主观意义(尤其隐喻意义)时捉襟见肘。受菲尔墨格语法相关研究的启发，兰姆塔[注]Lambert,D.M.The semantic syntax of metaphor:A case grammar anlysis[D].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9.曾经试图把认知隐喻理论和生成语法结合在一起，提出改进的格语法理论，但似乎收效不大。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语法化研究的第一批专著，即莱曼著《语法化思想》[注]Lehmann, on Grammaticalization[M].München/Newcastle:Lincom Europa,1995 [1982].、海因和瑞赫著《非洲语言中的语法化和重新分析》[注]Heine,B.&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M].Hamburg:Buske,1984.。《语法化思想》在语法化研究早期影响盛大，先在1982年以工作报告形式呈现，而后在1995年以专著形式出版，最后在2002年修订再版。该书是“第一部强调语法化研究起源很早，且研究传统一直延续不断的现代著作”[注]Hopper,P.J.& [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93]:31.。该书以丰富的语法演变事实以及对自洪堡特以来的相关研究的梳理，雄辩地证明语法化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语法化研究渊源有自。所以，该书在当时有刷新人们认识的作用。该书严格区分了语法范畴的创新(renovation)和语言形式的更新(innovation)，考察了语法化过程经常涉及的意义强化(reinforcement)和形式更新等机制，提出了识别语法化现象的六大参数。这六大参数分属聚合和组合两个方面。聚合方面的参数(paradigmatic parameter)包括完整性(integrity)、聚合度(paradigmaticity)和聚合可变性(paradigmatic variability)三个参数。完整性指语言符号在语音、语义上能否独立于其他符号，有没有轻声、弱化等现象；聚合度指语符跟同一聚合内的其他成员在形态、句法分布等方面的一致程度；聚合可变性指语符能否被同一聚合内的其他成员所替换或被完全删除。组合方面的参数(syntagmatic parameter)包括辖域(scope)、结合度(bondness)和组合可变性(syntagmatic variability)三个参数。辖域指语符在结构上统辖的范围；结合度指语符内部要素结合上的松紧程度；组合可变性指语素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能否发生位置变化，能否插入其他成分。莱曼认为，随着语法化的进行，聚合度和结合度在提高，其他参数值在下降。比如辖域在缩小。换言之，莱曼持“辖域减小说(Scope Decrease Hypothesis,SDH)”。他的这个观点遭到了泰博和特劳戈特[注]Tabor,W.& scope expans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A].Ramat,A.G.& (eds.),The Limits of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的批判。他们认为，很多语言表达式的语法化表现出的是辖域扩大，比如副词从饰动到饰谓，再到饰句。特劳戈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语法化框架。她特别关注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变化，认为：语义演变往往是某一语言表达式，在上下文的影响下，从表示命题/概念(propositional/ideatinal)意义到表示语篇(textual)意义，再到表示人际/表现(expressive/interpersonal)意义。[注]Traugott,E.C.From propositional meaning to textual meaning and expressional meaning——som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A].Lehmann,W.P.& .(eds.),Perspectives on Corpus Linguistics[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82.反向演变(即人际意义到语篇意义，再到命题意义)不大可能。她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韩礼德语言三大元功能说的影响。[注]韩礼德(Halliday)在《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功能》(1970)一文中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早期又叫“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发挥概念功能的是及物系统、语态和归一度；发挥人际功能的是语气、情态(成分)、语调；发挥语篇功能的是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手段。但是，他强调语言的多重功能都会在社会结构中得到反应，没必要争论其中一个功能比一个功能更抽象。特劳戈特[注]Traugott,E.C.From polysemy to internal semantic reconstruction[Z].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86.认为，语义虚化是一种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现象，即在虚化过程中，语义逐渐变得不再重客观场景，而多重主观场景(包括说话人的情感、态度、评价)，不再用作描写事物，而用作满足话语结构(组织语篇)的需要。而关于这一演变的动因，她认为，是言语交际合作原则下的足量准则、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转喻等。同在20世纪80年代，拜比和帕格留卡[注]Bybee, J. L. & W. Pagliuc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meaning[A].Fisiak,J.(eds),Historical Semantics,Historical Word Formation[C].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5.也谈到了语法化的许多特征。他们直言语法化是一种语素义泛化(generalization)或抽象化(abstraction)的过程。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这个过程与语素使用范围扩大、语音形式弱化或脱落密不可分。随着使用范围扩大，词语的使用频率也随之增加，语音形式也随之减小甚至消失。他们认为，隐喻不是语法化的动因，而是语法化的机制。在现代语法化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是吉冯于1988年在奥尔良大学(Oregon University)组织召开语法化研究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两卷本论文集，即特劳戈特和海因主编《语法化研究方法论》。[注]Traugott,E.C.& to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1.至于海因和瑞赫著《非洲语言中的语法化和重新分析》，它是“第一部从语法化角度对一个完整的语言区域的语法现象进行共时考察的专著，不仅对考察现象进行了分类，而且穷尽列出该区域语言经历的典型语法化的路径。”[注]Hopper,P.J.& [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93]:32.
如果说拜比和帕格留卡[注]Bybee,J.L.& comparis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meaning[A].Fisiak,J.(eds.),Historical Semantics,Historical Word Formation[C].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5.、莱曼[注]Lehmann,C.On the typology of relative clauses[J].Linguistics,1986,(24).等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关于语法化的研究重在对已经或基本完成的语法化现象作事后解释，那么，20世纪90年代霍普[注]Hopper,P..J.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A].Traugott and Heine,(eds.),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I)[C].Amsterdam/Philadelphia:Benjamins,1991.的研究则重在对刚刚开始的语法化现象进行考察，加大了预测的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霍普基于浮现语法观提出了语法化的五大原则：层叠(layering，一译“交叉/分层”)原则、歧变 (divergence，一译“分离”)原则、择一(specialization，一译“限定”)原则、语义滞留(persistence，一译“俯瞰/保持”)原则和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一译“降类”)原则。海因等[注]Heine,B.,Claudi,U.& :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仿吉冯“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之论断，提出“今天的句法是昨天的语用法”(该论断可看作霍普[注]Hopper, grammar[J].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87.浮现语法观的改良)，从而使语用学成为语法化研究注意的焦点之一。这样，就提出了“话语>句法>形态>形态音位>零形式”连续统。特劳戈特和海因[注]Traugott,E.C.& to Grammaticalization(Vol.II)[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1.首次提出广义语法化观，将魏格纳、吉冯、霍普等人提出的语用法的固化细分为两步：先是偶发/特设的话语策略(某话语/篇章/语用结构)反复出现，最终句法化为一般/强制的句法规则或句法结构；继而句法规则或句法结构形态化为词法规则或词汇结构。他们认为这两个过程都属于语法化。
在20世纪90年代，海因等人著《语法化：一个概念框架》[注]Heine,B.,Ulrike,C.& :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霍普和特劳戈特著《语法化学说》[注]Hopper,P.J.& [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93].这两部教材的出版“奠定了语法化作为语言学中独立研究领域的地位”[注]Narrog,H.&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1.。海因等人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西方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现象的理解和看法，并提出了一个以认知论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作者对语言研究中共时和历时的传统划分提出了质疑，指出语法化研究不能脱离人类大脑认知上的适应性变化，不能单纯在共时语言结构系统里寻找答案。作者认为，语法化过程就是语义抽象化过程，语义抽象化过程就是较具体的初始概念向较抽象的目标概念转化的过程。该过程需要借助认知上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机制。所以，语法化过程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隐喻性的，一个是转喻性的；前者涉及一个实词由表示具体的词汇概念向表示抽象的语法概念的分离性变化，后者则是一个可分成三个阶段的连续体：在初始阶段实词有一个具体的初始意义，在第二阶段具体的初始意义和抽象的语法意义并存，在第三阶段实词已经虚化、只有抽象的语法意义。但作者认为隐喻的作用更大，更普遍。他们用下图来归纳虚化的种种现象：
语义： 具体意义 → 抽象意义
实词内容 → 虚词内容
语用：语用功能 → 句法功能
使用频率低 → 使用频率高
形态：自由语素 → 附着语素(clitic) → 词缀(affix)
复合关系 → 派生关系 → 屈折关系
语音：完 整 → 弱 化
弱 化 → 失去切分成分(segmental)的地位
跟海因的早期著作《非洲语言中的语法化和重新分析》特别强调重新分析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语法化：一个概念框架》更强调认知上的概念隐喻机制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海因认为这是他语法化研究的一大进步。海因受莱科夫等人用概念隐喻来解释词汇语义现象的启发，开始运用概念隐喻机制来解释语法现象(尤其是语法化)。[注]龙海平.Bernd Heine教授访谈录[A].甘于恩主编,南方语言学(第三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霍普和特劳戈特著《语法化学说》的出版在语法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详细回答了“什么是语法化？”“语法化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要重视语法化研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论述了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该书是自莱曼《语法化思想》(1982)、海因和瑞赫《非洲语言中的语法化和重新分析》(1984)、海因等《语法化：一个概念框架》(1991)、特劳戈特和海因《语法化方法论》(1991)之后国外第五部语法化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它也是剑桥大学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之所以能作为教材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语法化当前研究状况的综观，而不是专注于对某些语言的具体研究。该书涉及八十多种语言，兼顾了语言的地区分布和谱系分布。“不但对那些关心语法形式发展和衰退的语言学家，而且对那些想加深理解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相互作用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它都是一本有价值的鼓舞人心的书”(原书封四)。该书在中国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它也是第一部汉语语法化研究著作——石毓智著《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的重要参考文献。它对语法化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界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语法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9年，维舍在波茨坦(Potsdam)发起召开了首届“语法化研究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维舍和戴瓦尔德主编《语法化新思考》[注]Wischer,I.&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此后，该会议形成了两年一度的长效机制。陆续出版的论文集有费希尔等主编《上坡和下坡——语法化的性质》[注]Fisher,O.,Norde,M.& and down the Cline——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4.、劳派兹-冦叟等主编的《语法化反思》[注]López-Couso,M.J.&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8.。这个系列的会议跟20世纪80年代吉冯在奥尔良发起召开的“语法化研究讨论会”那个系列的会议是同等重要的。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内，“特劳戈特逐渐成长为西方语法化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注]Campbell,L.What’s wrong with grammaticalization?[J].Language Sciences,2001,(23).她发表了很多单篇论文，从语义(交互)主观化角度来研究语法化。她的研究消除了人们对语法化现象的一些误解。比如，传统认为，语法化涉及的语义变化就是语义弱化，涉及的语用变化就是语用重要性的降低。语法化就是指语言单位丧失语义复杂性(semantic complexity)、语用重要性(pragmatic significance)、句法自主性(syntactic freedom)和语音实在性(phonetic substance)的过程。[注]Heine,B.&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M].Hamburg:Buske,1984.特劳戈特的相关研究(如特劳戈特 《语用强化和语法化》[注]Traugott, strengthen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A].Axmaker,S.,Jaisser,A.& (eds.),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C].Berkeley: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1988.)则让人们看到语法化还有语义(语法意义)强化和语用充盈的一面。
三、21世纪的国外语法化研究
进入21世纪，语法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牛津语法化手册》[注]Narrog,H.&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语法化的世界词库》[注]Heine,B.an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语法化研究反思：新视角》[注]López-Couso,M.J.& Grammaticalization:New perspectives[C].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2008.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在世纪之交，学者们对以往的语法化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展开了严肃的学术批评，特别是纽梅尔《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注]Newmeyer, Form and Language Function[M].Cambridge,MA:MIT Press,1998.和《解构语法化》[注]Newmeyer, Grammaticalization[J].Language Sciences,2001,(23).、坎贝尔《语法化：一个批评性评论》[注]Campbell,:a critical assessment[J].Language Sciences,2001.和约瑟夫《真的有“语法化”这种东西吗？》[注]Joseph,Brian D.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grammaticalization”?[J].Language Sciences,2001,(23).。再如，《语言科学》(LanguageScience)刊物于2001年专辟一期(第23卷第1期)广邀名家对语法化研究展开讨论。关于这些讨论，详见张秀松《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争论》[注]张秀松.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争论[J].语文研究,2011,(1).。
第二，触及领域更加广泛。在20世纪，语法化研究主要限于处在语言研究核心地带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分析，而在新世纪语法化研究吸引了诸如语音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语言学其他领域或边缘学科的关注。而且，语音、语法、语义、语用、认知等多个领域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语法化研究中出现了彼此结合的局面，如挝哈根《交互主观化构式：话语、句法和认知》[注]Verhagen, of Intersubjectivity:Discourse,Syntax,and Cogn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第三，研究范式更加多样。尽管语法化研究起初专由功能主义阵营的学者进行，现在语法化也引起了形式主义阵营的学者的研究兴趣。比如，艾克考德出版了专著《语法化中的意义演变：对语义重新分析的研究》[注]Eckardt, Change in Grammaticalization:An inquiry into semantic reanalys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在莱特富特的相关研究[注]Lightfoot, of Diachronic Synta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Lightfoot,D.W.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Acquisition,change,and evolution[M].Malden,MA/Oxford:Blackwell,1999.所开创的语法化研究的形式语法学(生成语法学)范式之外，开辟了形式语义学(逻辑语义学)范式。在功能主义阵营内部，语法化研究的类型学取向越来越突出，比如海因和库德瓦出版了《语法化的世界词库》[注]Heine,B.&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一书。正如吴福祥先生在该书导读中所说，“该书收录了世界各地500多种语言里的四百多个语法化过程或模式，涉及六百多个语言学家的近800种论著，对(自吉冯《话语和句法》[注]Givón, and syntax[M].New York:Academic,1979.和莱曼《语法化思想》[注]Lehmann, on Grammaticalization[M].München and Newcastle:Lincom Europa,1982.出版以来)近三十年左右的语法化研究成果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该书为语法演变共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为语法演变的历史构拟提供了重要证据。描写语言学家可以从阅读该书中受益，因为它有助于他们揭示并解释语法形式的规则多功能性(特别是兼有多种语法意义的规则多义性)。历史语言学家可以从阅读该书中受益，因为当他们在重构语言演变史的过程中发现跨语言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派不上用场时，该书所揭示的语法演变的跨语言共性可以为他们提供启发。人类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同样可以从阅读该书中受益，他们可以明白制约语法形式形成和演变的人类认知、交际模式跟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研究中揭示的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没有本质差别。
第四，语法化研究已经从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中心区域(欧洲、北美、非洲)向东亚、南美等其他地区扩展。传统语法化研究主要针对欧洲、北美和非洲语言展开。
第五，语法化与去语法化、词汇化、语用化、客观化、主观化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蕴涵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文以详。
四、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语法化研究萌芽于19世纪。“语法化”这个术语始见于1912年梅耶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吉冯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以莱曼著《语法化思想》为代表的第一批专著，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语法化研究的两部教材，即海因等著《语法化：一个概念框架》、霍普和特劳戈特著《语法化学说》，奠定了语法化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以奥尔良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打头的“语法化研究讨论会”和“语法化研究研讨会”这两个系列的学术会议推动了语法化研究的发展。20世纪最后二十年，特劳戈特逐渐成长为语法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进入21世纪，语法化继续向纵深发展，触及领域更加广泛，研究范式更加多样，理论反思逐渐加强。如今,语法化研究已经成为历史语言学中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历史语言学专著和教材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语法化研究只字不提或刻意回避“语法化”这个术语了。相反，多数专著或教材会辟专章或专节加以介绍。
西方语法化研究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传统：(1)语法化研究的类型学传统。从洪堡特到吉冯、拜比等人。洪堡特和吉冯把语法化等同于语言类型的历史转变，或者把语法化研究看作是发现跨语言共性的手段；(2)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语言学传统。从葆朴到新语法学派，继而到梅耶，再到特劳戈特。他们(除特劳戈特外)要么把语法化等同于语言的历史演变，要么把语法化看作解释语言历史演变的手段；(3)语法化研究的认知传统。以海因、斯倭娄和斯威切尔等人为代表。他们把语法化看作认知过程的结果。认知传统的语法化研究试图让人们相信：语法形式和语法结构的形成具有跨语言共性，而这种共性是以人类共同遵守的认知规律为基础的；(4)语法化研究的语用-功能传统。以山科夫、布朗、霍普、海零和吉冯为代表。语用-功能传统的语法化研究试图让人们相信：语法形式和语法结构的形成具有跨语言共性，而这种共性是以人类普遍遵守的交际规则为基础的。当然，这里的划分只是大致的倾向，因为同一个人(比如霍普、吉冯等)可能兼擅几个方面，或者在不同时期可能从事不同方面的语法化研究。即使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同一作品中对同一现象也可能既有类型视角和历史视角的研究，又有认知视角和语用视角的研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学界也有持别样观点的。比如莱曼[注]Lehmann,C.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A].Wischer,I.& (eds.),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7.认为，语法化研究只有两个传统，即印欧历史语言学传统和语言类型学传统。
在西方语法化研究近二百年的历史上，成就较为卓著的有语法化研究的先驱孔狄亚克、语法化研究之父托克、现代语法化研究的奠基人梅耶、现代语法化研究的开创者吉冯、语法化研究代表性教材的主编海因和霍普、当代语法化研究的集大成者特劳戈特等等。
文章来源：历史语言学研究 网址: http://lsyyx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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