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哲学研究之前世今生”系列文章之四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一部著作名为《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他在解释这部书的书名时说：“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考古学。”[1]。从这种意义上讲，档案历史语言学也是一种针对词汇的特别是针对词义（一种专业词汇的意义）的考古性研究。这种“考古”研究包括：词汇是怎么产生的（这与发生学有关）？它的原始词义是什么？如何演变与应用的？等等。并且，词汇本身代表着人们的一种认识、一种文化，因此，我把本文题名为：档案历史语言学：以词汇为对象的物的和思想文化的考古学。

1 缘起与过程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是一种聚焦于历史上那些因涉及到语言而被人们认为是具有偶然性的经验对象的科学，是通过大量偶然性的汇集而形成必然性的研究。它是一种经验科学，通过搜寻大量的经验事实而获得结论。

迄今为止，我发表文档历史语言学方面的文章60余篇，并有一部档案历史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即将出版，形成了一个档案专业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体系。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机缘。

1.1 “档案”之源

“档案”词源研究，是我进入档案历史语言学领域的最早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因为研究“档案”词源问题，我进入了档案历史语言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之所以研究“档案”词源问题，有地缘、人缘两个方面的原因。由于地缘人缘的原因，我在较早的时候，开始研究清代盛京档案与档案工作问题［2］。这为研究“档案”词源问题做了知识方面的准备。

关于“档案”词源问题，我的研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题为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一词的形成。它主要由两篇文章组成：《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3]（王爱华：《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72-76页）、《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丁海斌，王爱华：《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中国档案》，2005年第2期31-33页）

关于“档案”词源，笔者并没有把论证的重点放在寻找它出现的具体时间上。因为它出现的具体时间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寻找它出现的原因即怎么出现的问题，才是“档案”词源研究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问题，原因找到了，结果就呼之欲出了。

明末清初的满汉文化融合，特别是清入关后实行的“满汉同文”[4]政策，为“档案”一词的产生提供了必然性。清初的满汉同文是先满后汉的，即先草拟满文文书，然后翻译汉文文本。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满文“档案”一词[5]的翻译问题。“档案”一词就是在满译汉的过程中产生的。清入关以后这种满译汉的活动大量出现，档案一词在这个时期产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以上是我研究档案词源问题的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延伸和深入。即：具体说明满译汉过程中的三种具体译法（档子、档案、档册）和这些译法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文章包括：《论清代文献中所见“档子”一词》[6]《论清代文献中所见“档册”一词》[7]《清代文献中所见“档案”一词及相关问题研究》[8]《谈清代笔记中所记载的“档案”“档子”“档册”——兼论〈柳边纪略〉之误》[9]。这些研究是比较细致的，有力地支撑了第一阶段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第三阶段对“档案”一词来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主要解决了“档案”一词的构词及词素来源问题，发表了《谈“档案”一词的构词及词素来源》一文[10]。其中，说明了词素“档”在“档案”一词出现前，从未出现于相关档案词汇中。推翻了此前档案界对词素“档”的种种猜测，进一步确认了“档”字是来源于满语的音译。

总的说来，我对“档案”词源问题的研究，是我的档案历史语言学的开端。

1.2 计量语言学之缘

我进入档案历史语言学领域，第二个重大机缘是人类信息化发展的机缘，这就是我所说的天时。我是较早地利用数字资源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这种今天称之为“数字人文”的东西约20年前我的学术研究中就有所尝试了。我的第一篇以计量语言学研究为主的档案历史语言的文章是《从〈二十五史〉看中国古代档案名词的演变》[11]。当时，台湾的一个二十五史的免费全文数据库刚刚上线，我较敏锐地发现了其工具价值，撰写了这篇使用计量语言学方法和数字人文方法的文章。此后，我使用这种方法写作了数十篇相关文章。

2.2 研究内容与过程

2.2.1 文档词汇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从外部激活语言学编码的惰性，而笔者是发掘这种激活过程的人。我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主要是从不同角度，撰写了几组系列文章。除“档案”一词源流考这一组文章外，较早的是《中国古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系列研究论文》，发表于《档案》2014年第5期至2015年第5期共12篇文章，虽然名为“中国古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但时间下限一直延续到现代，现代部分的文章名为《中国古代文档名词的当代应用研究》。所以，它们几乎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全部进程。

2.2.2 词族研究

名词族类（词族）研究之法，乃笔者自创之词汇聚类的研究方法。这种词汇聚类一般以一个共同词素（根词）为标志，如以词素“文”为标志，以文书、文档、文牍、文典、公文、文件等多个具有文档含义的名词，形成名词“词族”——“文族”文档名词，然后以它们为一个对象群体展开研究。文档词汇的族类主要有：文族、典族、簿族、书族、牍族、案族（以上由《档案学研究》2016年连载）、卷族（《档案》2016年第6期）、图族（《北京档案》2016年第12期）、册族（《北京档案》2017年第3期）、籍族（《北京档案》2017第6期）、稿族（《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5期）等。

族类内部的各个名词，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相似性，这对我们展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因素；而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之间各自的特殊性的分析，则显得更具意义。揭示族内名词的这种相似性与特殊性，对名词的整体与个体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聚类分析的方法，是学术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这里所用的名词族类研究是笔者根据档案专业词汇研究的特定需要自创的。但此种方法是否为语言学界首创，笔者无暇仔细考证，特此说明。

2.2.3 个体名词研究

除了以上群体性研究外，我还对重点文档名词进行了专词性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这些词汇主要有：档案、文书、文件、公文、案牍、案卷、正本、副本、图书、书籍、全宗、训令、地图、舆图、档册、档子、黄籍等。相关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这些词汇的起源与发展、使用等方面问题的认识，提升了档案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和厚度。当然，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并没有能囊括全部文档重要名词，相关研究还正在路上。

2.2.4 纠错

纠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麻烦事。某些错误，一件深入人心，要想从人们心中驱逐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探讨“档案”词源的文章很多，自然就会有一些不同见解，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早期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也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后期的研究也需要对这些错误加以纠正。笔者在研究“档案”词源问题的过程中，也对其中几个影响较大的错误给予了纠正。

杨宾的《柳边纪略》一向被认为是对档案一词最早的解释，杨宾的一句想当然的“横木为档”，误导后世档案学者多时也。[12]档案一词中的“档”是音译，与“横木为档”没有任何关系。杨宾对满族及东北文化不甚了解，根据道听途说臆测为“横木为档”。但表面上似乎很合乎逻辑，很容易被同样不甚了了的人们接受，于是被广泛流传。因为流传广，纠正起来也不容易，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它是错的，希望这种局面尽快消失。

王金玉先生是中国档案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先生在《“档案”词源新证》[13]一文中提出“档案”一词出现在清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其结论有误。主要原因是先生对所依据的史料的原始出处、文献的版本、编撰的时间等问题缺少了解，导致了史料误读。[14]

《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但其版本、作者、内容等问题颇为复杂。档案界此前误读、误用等方面的问题很多[15]。笔者发表了多篇文章加以纠正：《〈周礼〉文档名词再研究》[16]、《〈周礼〉 “天府”再说》[17]。特别是《〈周礼〉文档名词再研究》中以有无旁证为基本标准，将《周礼》中的文档名词初步分为先秦通用文档名词和《周礼》专有文档名词两大类，区别了先秦实有和作者创制的不同。这是《周礼》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彻底解决，但毕竟有了一个初步的较明确的区分，这是一种质的变化。

2.2.5 未解之谜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知道，“档案”一词作为统一的专业名词出现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也大致知道是被官方采纳的缘故。但我们尚未了解该词被采纳的具体过程和原因，比如：当时为什么没有使用汉语言原生的使用时间更为久远、使用频率也略高的“案卷”“案牍”等词。根据笔者的统计，在民国之前，清代文档名词使用频率高于和接近“档案”一词的词汇主要有：文书、案牍、文案、簿书、文册、案卷[18]。其中，文书、文案、簿书、文册主要是文书类名词，所以候选名词主要有案牍、档案、案卷三词。其中，“档案”一词的档案词义更为纯正，而“案牍”一词是文档双义词，“案卷”一词从历史上看主要用于司法刑狱领域[19]，专指性较强。在当时，“档案”一词似乎是指代档案类事物的最为合适的名词。

以上推论在逻辑上是通的，但是尚未获得事实上的实证。民国时期采纳“档案”一词作为统一的专业名词的具体过程尚未完全知晓。“原因、过程、结果”三者中，我们尚缺“过程”这一环节。我此前曾指示我的学生去查找相关线索，但至今未能如愿。查找这些具体而深入的线索，有一定的难度，但应该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2.3 语言的历史是别样的物的思想文化的历史

词源、词义问题，严格地说，是属于语言学的问题。笔者将档案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归入“档案哲学”系列中，是因为语言史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思想史，历史语言是文化之魂、学术之载。它不是纯粹的哲学，但和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它是语言学，但也是思想史，是大众的档案认识史。而且本专业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学，它偏重于词义研究，所以具有更浓厚的思想史、人类认识发展史的意味。名词及其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名与实、人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和知识论的问题。我们应如福柯所说：“使经验的基础、存在的意义、所有我们的认识的实际的镜域全都直抵我们的话语的努力。”[20]

马克思说：“语言（die Sprache）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Worte）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21]是的，思想是通过“词”的形式来体现的。在没有正式的学术著作之前，档案学术史主要是通过档案语言史来体现的。

语言代表着指代对象的存在情况，也代表着人们对这种事物的认识。如福柯所说：“像语言这样的某物的赤裸裸的存在。”[22]语言是对自我（包括某一学科的自我）的规定和表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道：“语言（Sprache）是纯粹自我作为自我的鼎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着的个别性才作为他的个别性而获得生存，这样，这种个体性才是他的存在。我，作为这样纯粹的我（dieses reine Ich）,除了在语言中以外，就不是存在在那里的东西。”[23]维特根斯坦强调：“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事实表明，语言（我所理解的唯一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4]维特根斯坦又说道：“一种清晰的描述系统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给出的叙述形式和我们考察事物方式的特征（这是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吗？）。”[25]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历史的语言。但事实并不仅仅如此，“面对物，科学话语将成为物的‘图表’。”[26]可以说，档案历史语言学，描述的不仅仅是档案历史语言，更重要的是，它描述了事物——档案本身。正如福柯所说：“清除掉偶然的东西和不确切的东西（好像它们都不属于这种语言的本质），使得科学语言能成为一种本身并非语词的认识所具有的确切的反思、细致的复制和毫无雾气的镜子。这是实证主义的语言梦想，使语言与人们所知的相平齐；”[27]

语言不但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也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因为词义本身就代表着人们的认识。历史语言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工具，哲学上称之为“语义上溯”。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在它的《人类知识起源论》中说道：“他（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已经看出，词语和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都能够使我们观念的原理更加明晰”[28]

3 请不要轻视本学科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研究语言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人不会说话，可以照样活吗？不会说话，虽然可以活，但活的会不太好。而且呢，他还需要学会肢体语言——哑语！如果连哑语也不会，那他的生活的确是会很艰难，或者说他的生活有很大的缺陷！而对人类社会而言，语言的问题就更为重大，它涉及到人的交流、思维、思想、文明等最具人类本质意义的问题。

其实，一个学科与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需要学会说话，一个学科也要有自己的专业语言；一个学科也是一个小社会，语言涉及到学科的交流、思维、思想、文化等与学科存在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本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本不应该出现“研究哪些词有什么用”的问题。而出现了这种问题——我听到有人当面这样说，也知道有人背后这样说，这显然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人们的认识出了问题。于是，我针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篇小博文，内容如下：

“请不要笑话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因为那会被笑话的！为了我们的学科，请不要轻视本专业的语言学研究！！！”

在一次大咖云集的学术会议上，某学人说“字啊词啊的，研究有什么用？”，我当场予以坚决反对。我今天在这里还想说说这件事，不是想对这位学人穷追猛打（我非常犹豫是否在这里说这些话，因为我不愿意伤害朋友），而是不想在我们档案学界再出现这种话，因为那会被人笑话的。

关于语言（包括专业语言）的作用，我并不想多说，因为它是常识。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三大基础学科之一。专业语言学，是本专业本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类是语言动物，语言是我们进行日常交流和从事业务活动的最基本的工具之一。任何人，如果轻视语言学，都会被人笑话。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在整体上轻视本学科的语言学研究，这个学科就会被轻视。说实话，我听到有学人说“字啊词啊的，研究有什么用？！”这种话，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想问的是：我们这个学科怎么了？我们这个学科不该这样啊！

最后我要说的是：为了我们的学科，请不要轻视本专业的语言学研究！！！请不要轻视任何基础理论的研究！！！”[29]

其实，语言与词汇并不会在意你对它是否重视。因为如米歇尔·福柯所说：“语言是事物上面的一个印痕，是散布在世界上的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世界上最最不能抹去的形式的组成部分）。”[30]“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31]“在这个文化中，这些符号的谜一般的、单调的、坚固的和初始的存在，会在一个无限的散布中闪光。”[32]

我对档案历史语言的研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向人们展示档案的历史的文化的事实，使得我们这个学科的历史的文化的生命得到证实、闪光和延续；同样，也不是为了固守传统，传统当它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时，就是一种必须予以打破的东西。历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以往的变革，也喻示着今天应有的变革。但我们的头脑往往被传统束缚着而不自知。如福柯所言：“有解释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原初话语的至高无上性，而是一个事实，即早在我们讲出哪怕一点点言语之前，我们就已经受语言的统治和封冻。”[33]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事物在急剧地变化，词汇也在急剧地变化。这是一种飞跃式的变化。福柯说道：“事实上，语言的散布以一种基本的方式相关于我们称之为大写话语之消失的考古学事件。在独特空间中揭示出语言的重大作用，这恰如终止一种在前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知识方式一样，可能都是迈向全新思想形式的决定性飞跃。”[34]

[1]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éditions Gallimard，Paris，1966:13

[2]发表了下列文章：丁海斌，王爱华．清盛京皇宫档案收藏概述[M]．档案学研究，1992（3）:83-86;丁海斌，王爱华．满人入关前档案工作的产生与发展[M]．档案学研究，2001（5）:22-24．

[3]这篇文章是由我的合作者王爱华单独署名的，笔者参与了文章的研究工作并自愿放弃了署名权。

[4]官方文件满汉两种文字同时颁行，有时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同时颁行。

[5]满文中的档案一词，来源于萨满教，满蒙文字中的原始词义都是萨满所用的神棍。笔者求证于蒙族档案学者青格乐图等，得知蒙文中没有档案词义。满文中之所以延伸出档案词义，原因是满人入关前没有纸张，文字书于木板之故也。

[6]丁海斌，田丹．论清代文献中所见“档子”一词[M]．档案学研究，2012（5）:84-88．

[7]丁海斌，田丹．论清代文献中所见“档册”一词[M]．档案学通讯．2012（6）:24-28．

[8]丁海斌，田丹．清代文献中所见“档案”一词及相关问题研究[M]．档案学研究，2013（6）:84-93．

[9][12]丁海斌，丁思聪．谈清代笔记中所记载的“档案”“档子”“档册”——兼论《柳边纪略》之误[M]．档案管理,2018（2）:33-36．

[10]丁海斌．谈“档案”一词的构词及词素来源[M]．档案学研究，2014（6）:4-7．

[11]丁海斌，葛宏源．从《二十五史》看中国古代档案名词的演变[M]．档案学通讯，2003（2）:91-94．

[13]王金玉，王永．“档案”词源新证[J]．中国档案，1999（2）:39-40．

[14]丁海斌，王爱华．再谈“档案”词源问题[J]．中国档案，2005（2）:31-33．

[15]比如将“天府”误认为是周王的档案馆（库），将《周礼》的相关记载直接说成是西周的史实等.

[16]丁牧羊（丁海斌），王鹤淇．《周礼》文档名词再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5（6）:32-39．

[17]丁海斌，谢宇欣．《周礼》“天府”再说[J]．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64-170．

[18]丁海斌，傅津．清代文档名词研究[J]．档案，2015（3）:8-12．

[19]丁海斌，顾雪晴．“案卷”一词源流考[J]．档案学研究，2017（5）:17-22．

[20][22][26][27][30][31][32][33][34][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2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23]:Werke 3 ,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 1986,S.376.

[24][25] : Werkausgabe Band 1,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8,S.67,302.

[28][法]孔狄亚克著.人类知识起源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29]参见新浪微博“思考者丁牧羊”2019年12月22日的微博。

“我的档案哲学研究之前世今生”系列文章之四

文章来源：历史语言学研究 网址: http://lsyyx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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