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簧名称的语言学问题

口簧极古，当然其名称也极为悠久。我们不知道石峁人说什么样的话，但我们知道石峁人一定有语言，为什么？因为要组织、协调众多人员来完成古城的建造，要完成大量物质生产和工艺活动，要举行大型祭祀和原始宗教仪式，要进行艺术性质的活动，没有语言是不可想象的。

口簧名称的语言学问题，只能是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没有考古学，我们就没有石峁口簧这个研究对象；没有音乐学，我们就不能了解口簧的音乐功能与性质；没有语言学，我们就难以去思考口簧的传播及其名称的历史演化，进而拟测石峁人说什么话及其语言系属的问题。语言谱系学研究语言的演化表型现象，强调“研究语言的起源与分化对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①金力等：《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自然（Nature），第569卷，2019年5月2日，第112–125页。，而这正是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23年前，我曾指出：“乐器名称的民族语言，可能是一种极为古老而又稳定的文化要素，它的内涵，可能暗示了使用这一乐器的民族的迁移方向和路线，证明在音乐文化的层面上照见的族源关系。”②罗艺峰：《口弦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21页。比如，西伯利亚突厥人把舌头琴（口簧）称为“Komuz”或“Kumuz”，这与蒙古语的和属于同一个词根的词，就是“咬下唇”的意思，是古代突厥语系的蒙古词，与即“喉咙”这个词有关，其词根是，引申为用口弹奏、用喉咙歌唱③策·图尔巴特等：《考古发现的舌头琴与欧亚大陆东部的古代游牧文化》，《铜仁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第26页。，其含义即是与口唇、下腭有关，正与乐器学上所谓“Jaws’harp”（“腭琴”或“口琴”）相类，jaw也可译为“下腭”“咽喉”或“口”，不过有人翻译为“犹太竖琴”（Jews’harp），却是错的，一个字母之误（a误为e），惜乎失之千里。

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亚欧大草原上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其口簧名称与此多有关联。如：哈萨克族：“哈木斯斯尔奈依”（Hamusisiernaiyi）；柯尔克孜族：“奥孜考姆兹”（Aozikaomuzi）；维吾尔族：“埃额兹考姆兹”（aiezikaomuzi）；塔塔尔族：“科比斯”（Kobis）；满-通古斯语族的雅库特人：“柯木斯”（Khomos）；索约特人：“克木斯”（Komus）等等。这里的口簧名称与古老的突厥语对口簧的称呼Komuz有密切关系，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塔吉克族的口簧名称为“库波兹”（Kubozi），也与突厥语的komuz一致，反映出传播影响的情况。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雅库特人口簧名称Khomos存在双辅音现象，也就是说，突厥语的ku，可能原先读khu，存在k、h可以互转的情况，即蒙古语的可以读ko或，所以，哈萨克族的hamusisiernaiyi，其实就是突厥语的komuz④参见麻赫黙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Kobuz”（“库布兹”）条。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此意又得到新疆艺术研究所艾迪雅·买买提博士和内蒙古艺术学院杨玉成博士的指点，特表谢意。。在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语言中往往存在双辅音，后来丢掉了其中一个，甚至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古汉语，也存在双辅音现象，西汉时王昭君的“浑不似”，即：，也有译为“火不思”的，后来更讹为“浑拨四”，今天西安近郊农村还有一种农民自制的弹拨乐器叫作“琥珀”，其地方汉语音读近似Khubo，其实是缺乏尾音的汉语双声词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这些乐器名称正是北方草原上的弹拨乐器“库布兹”，“库”读音为“浑”⑥［元］陶宗仪：《辍耕录·乐曲》：“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明］蒋一葵：《长安客话·浑不似》：“浑不似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相传王昭君琵琶坏，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遂以名。”［清］洪昇：《长生殿·合围》：“番姬弹琵琶、浑不是，众打太平鼓板。”［清］俞正燮：《癸巳存稿·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谈》云：浑拨四形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浑不似’也。”，可能原先读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柯尔克孜族的弹拨乐器“考姆兹”、哈萨克族弹拨乐器“柯布孜”均属同类情况。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口簧读音，其起源极古，反映了民族迁徙和融合的现象，历史上中国北方草原上有许多民族在这里生息，不论是体质的往复血缘融合还是语言的往复融合，都非常复杂。在本文看来，因为石峁人很可能向南发展，与石峁口簧更有关系的是亚洲大陆上的汉藏语系民族；与本文相映成趣的是，考古学家孙周勇更强调石峁口簧在4000年前从中国北方向欧亚草原的北向扩散传播⑧孙周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研究》，《文物》，2020年，第1期，第44页。，其实，一南一北两个方向的传播，更证明了“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的观点。本文则企图联系汉藏语系语言起源问题来讨论石峁口簧的可能创造者，从另一领域来介入石峁口簧的起源和传播问题。

（一）各民族语言口簧名称

本文拟测，最古老的口簧名称是来自汉藏语系语言，且在极古时代的中国北方形成。而其名称演化则主要是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其他语言口簧名称不排除受到汉藏语言影响的可能。

1．中国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2．汉藏语系汉语族

3．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

⑨至2019年夏季笔者考察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爪哇岛时，这个乐器的民间名称还被称为“gonggong”即“贡贡”，保留了极古的读音，反映了口簧的传播。

4．南亚语系马六甲语族

这些口簧名称，既有本语族内部的不同或相近、相同的样态，反映出可能同源的关系，也有跨语系、语族的现象，反映出影响和交流的情况。此处尝试联系“声”“韵”“调”的分析，结合汉藏语系语言的基本规律来拟测什么名称最古的可能答案，而不涉及其他语言。这里涉及到的口簧名称是民族语言名称的拟音表型。

（二）声、韵、调的分析

1．声

首先，汉藏语系语言里，存在声母G-K-H互转的突出现象，这是一条重要规律。我们不难观察到G-K互转的现象，藏语的口簧名称Gian，Gao，Kuo，发生了G和K的声母互转现象；独龙族的Gang，也可以读作Kang或或藏语的Kuo；珞巴族的口簧名称Gonggong和，也是G和K的互转；纳西族的Kegu，也当然就可以读如摩梭人的读音Gugu；怒族的KwuoKwuo，也与Gonggong和可通，甚或可以与说回族的KouKou（口口）读音相通。另一个重要规律是声母G-K和H也可以互转，如彝族的Hehe与纳西语Gugu、Kegu，中古或上古时期的安多藏语gonggong以及藏南的珞巴语也是可以相通的⑩藏语有三大方言语，即：卫藏方言（拉萨话）、康巴方言（德格话、昌多话）、安多方言（甘、青方言），其中安多藏语无声调，为最古藏语，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文化史意义。。G-H可以互转这一现象，正如同古汉语中的“蒿”可读“高”，汉晋时代这个字读gau1，即所谓“从草高声”（《说文》），用来表示“草之高者”（陆佃《诗疏》），到唐代却读＊hɑu，今天我们也读“蒿”（hāo）。这就反映了真实的古汉语音韵演变，有G-H互转的现象存在。

其次，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存在k-g-h三个声母的清浊配对现象，有发音愈靠后愈古老的规律。上文藏缅语各族口簧名称的读音，除怒族的kwuokwuo带有kw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外，其它均含有k、g、h这几个单辅音声母，k是清塞音，不送气，g是浊纯塞音（不带鼻冠音），k-g正是清浊配对，符合藏缅语特征，且都在舌根部位发声。而h则是清擦音，送气，但没有浊音配对，这也符合本语族特点，发声部位在喉。k、g、h三个声母它们的位置均靠口腔后部，而这正是安多藏语发音愈靠后部愈古老的规律。

再次，从清浊配对和转化的现象可知，藏缅语族中有许多口簧名称是同源词，使用浊声母g的口簧名称反映了最古老的语言规律。羌语和嘉戎语保留古藏语、羌语原始面貌最多，且都含有k、g两个单辅音，又可对应、互转、浊声清化，与藏语、普米语、景颇语、彝语有许多同源词，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参见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言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我们可以从以下语言规律里获得对口簧名称研究有意义的认识：

清浊声母对应。如：绿春哈尼语gu亅，在碧约哈尼语中读ku亅，意思是“缝”；浊声清化。如：哈尼语ga亅，拉祜语读ka，意思是“听见”；浊音对应浊音、清音对应清音。如：彝语gu┤，哈尼语ry亅，傈僳语ku┤，纳西语gu┤，藏语dgu，羌语xgue┤，意思是“九”，等等。语言学家指出，这种对应决非偶然，而是历史上的g浊音声母词演化为k清音声母词的遗迹，故使用浊声母g为声母的口簧名称安多藏语的Gonggong可能更为古老?参见马学良、戴庆厦：《彝族支语音比较研究》，载《民族语言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这对于本文关于口簧起源的拟测有重要意义。

另外，彝语支语言和藏缅语族其他语言有共同来源，其声母清浊状况可能反映了上古语言未分化前原始母语中k-g可以互转的状况。（1）本语族同源词中k-g对应?参见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言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如：白语ko，撒尼语ga亅，纳西语go┘，哈尼语ga亅，藏语ka，意思是“爱”；（2）白语中的浊音清化g-k对应。如：大理话ga亅，剑川话ka亅，意思是“说”；（3）白语中的汉语借词g-k对应。如：汉语gan，白语ka┐，意思是“甘”；（4）与藏语十分接近的门巴语方言中也有k-g对应的现象。如：文浪话gor，麻玛话kor，意思是“石头”；（5）基诺语中汉语借词读音g-k对应?参见盖兴之：《基诺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如：汉语gāo，基诺语ku┤，意思是“高”，等等。至此，对于本语族里诸语言的口簧名称的清——浊，即k-g对应关系已多有举例，这一类例子还有不少，兹不再赘。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藏缅语言中存在清——浊互转或浊音清化的事实，所以，结论必然是：

口簧名称：gonggong可以读作kongkong、或kwuokwuo。?〔意〕图奇、〔西德〕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耿升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页。“浊塞辅音”（g、j、d、bz）处于同一个词（也就是一个音节）的开头处时，原则上应读作清辅音（k、c、t、p、ts），但其音调要低一些。如gan，读作kang。这也从语言学上证明，本文所论为确凿事实。“贡贡”（gonggong）可以读作“口口”（koukou）或“岗岗”（ganggang）。Tucci和Hessing引用的是1966年荷兰莱顿大学《东方学丛刊》第一编，L.Petech的原则。kegu也可以读作gugu。单音节的口簧名称如gao、gang、gian，以及部分音节相同的口弦名称zhanggong、maga、maguo、mongguo等，就可以与kuo（藏）、koukou（回）、kouer（回）、gai、koubagong、shih-kao（黎）相通，由此证明这些词有同源关系。

藏缅语族群语言，与古汉语关系是同源共祖的。我们以下集中讨论汉语中的情况。迄今所见到的介绍各民族口簧的文献，往往把它的读音对译成如下汉文：

?李卉（台湾）：《台湾及东亚各地土著口弦之比较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抽印本。引刘咸（1940）：“每天我在楼上写作时，索郎仁清的七岁幼女荣中，时常上楼，倚在扶梯脚边弹‘贡贡’，洋洋的音调，有点象琵琶……‘贡贡’是西戎小儿女们必有的乐器……‘贡贡’是青海西戎形声的名称，实际上是一个竹制口弦。”青海西戎，就是今天称为藏族的安多藏区土著人民。

以上汉字字音今古音韵对照如下（古音以《切韵》为准）?参见丁树声：《今古字音对照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并把同组字排在一起，便于比较：

?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古以后，辅音韵尾r失落，实际成为ga，可参考哈尼语maga和其它一些带ga音节的口簧名称。中古以前，何、贺读音为gar和garh。?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以上字音可依古汉语音韵指出如下特点：

这些字多在喉位发音，匣纽字在深喉，见纽字、溪纽字在浅喉，古汉语深喉字比浅喉字古老，故匣纽字“贡贡”一定比溪纽字“口口”早，其他见纽字、溪纽字同理。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是古汉语一条规律?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故匣纽字可以互谐通转，因此，禾、何、和、贺、黄、簧、洪等作为乐器名称读音的记写汉字，在音、韵上是同源、同一的。同理，这些溪纽字、见纽字，在音、韵上也是同源、同一的，读音通假是为必然。

2．韵

在藏缅语族各语言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声多则韵少，声少则韵多?参见瞿霭堂：《藏语韵母研究》，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

藏文单元音韵母有五个：＊i、＊e、＊a、＊u、＊o。复元音韵母有三个：＊iu、＊eu、＊au。辅音韵尾有九个：＊-b、＊-d、＊-g、＊-r、＊-1、＊-s、＊-m、＊-n、＊-η。由五个单元音韵母与九个辅音韵尾结合成四十五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由五个单元音韵母与七个复辅音韵尾结合成三十五个带复辅音的韵尾。这其中，安多方言没有复元音韵母，也没有鼻元音，元音不分长短，它带辅音韵尾的韵母比其它方言稳定、并且辅音韵尾最多（即：-p、-1［～-t］、-k、-r、-m、-n、-η）。安多方言另一特征是只有e、a、u、o四个元音能与辅音韵尾结合。在本章特别关注的是青海省藏区，农业地区只有-k、-r、-η或再加一个-n作为辅音韵尾，有33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口簧名称藏语韵母-an、-oη即在其中。而上述所有这些特征证明，安多藏语是保留古代面貌最多的藏语方言。之所以从藏语韵母开始进行探讨，是因为藏缅语系各族（包括说汉语和汉藏双语的人群——回族／穆斯林）的口簧名称韵母的变化和对应，符合古藏语（公元9世纪时）的韵母对应规律，从而标示出它们共同的语源。藏族口簧名称gao、kuo同韵，而声母k-g已证明可以互谐，故gao就是kuo，殆无疑义。在康方言中，o对应oη或aη，所以gao、kuo必然可以与同韵，因为在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中，o-u可以对应互谐，故可知，单音节口簧名称gao、kuo与双音节词同源。

根据藏语韵母规律，-n和-η为互补鼻音韵尾，并且前元音i、e只与-n结合，后元音a、o、u只与-η结合，所以-an韵实际上是oη或aη韵，故gian就是Koη或，它的声母无须再证对应关系，而其韵尾aη-oη也与a-o-u对应，这样一来，Koη也可以是ko-go-ku-gu，对照纳西族口簧音读kegu和gugu，参考安多方言马蹄寺话u可以是e，则可断定，kegu也就是gugu，而它们也一定与ko-go或koηkoη同源。彝族口弦音读Hehe其声母h上文已证明可通谐g-k等声母，而按藏语韵，e对应o-u，则hehe也可以是gugu或kegu了。回族之koukou，照理也可以与koηkoη、gugu、kegu、hehe压韵互谐、对应通转了。另外，or韵则又可对应o-ε或-i-u-?，则甘肃地方称口簧为Haorhaor，其韵尾按藏语韵可以对应o-ε，故也可以通转谐韵于以上各韵了。Haorhaor（“嚎儿嚎儿”）的语源不正暗示了其与藏语的联系吗？按古汉语音韵学，koukou、hehe与古“簧”字读音相谐，或竟可读若gar即中古时代“何”“禾”“和”。民俗学资料显示的，甘肃地方叫口簧这件乐器为“簧簧”（Haorhaor、“嚎儿嚎儿”），则hehe也就是“贺”“何”“禾”“和”或“簧簧”。?参见牛龙菲：《古乐发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页。“今甘肃省通渭一带地方，至今仍有鼓动之簧的遗存。通渭老乡，将这种乐器叫做‘嚎儿嚎儿’（读做haorhaor）。此，当是‘簧’字的一音之转。”“彝语将‘簧’——口弦称做‘洪洪’，也就是‘簧’字的一音之转。”而洪洪、嚎儿嚎儿，正与前文所证之禾、贺、和等字谐韵对应。牛龙菲（陇菲）在本文作者发表口弦名称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之前就已指出这些现象，有很高的历史语言学价值。

3．调

藏缅语族语言中，最古老的形态是无调的语言，如藏语安多方言，音节也十分简单。普米语只有两个声调，独龙语有三个声调，而且许多语言用声调区别词义的词只占全部词汇的极小比例。本语族口簧名称音读，只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并且大多无声调变化，显示了它们的古老面貌?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1–54页。；可以相信，那些带声调的口簧名称，必晚于无声调者。值得注意的是，珞巴语没有声调，其口簧名称音读与安多藏语相同，按汉藏语系语言规律，Gonggong最为古老，后来演化为 KoηKoη、纳西族的Kongkong、怒族的 KwuoKwuo、古汉语的“簧簧”（huanghuang）、今天民间汉语的“嚎儿嚎儿”（haorhaor），展现出G-K-H语音演化历史，毫无疑问，这些名称其间必有深远联系。

四、汉藏语言表型与口簧的起源与分布

金力院士团队关于汉藏语系语言起源和分化问题的研究报告?英国《自然》杂志，第569卷，2019年5月2日，。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Menghan Zhang 1,2,8 ,Shi Yan 3,4,8 ,Wuyun Pan 5,6 & Li Jin 1,3,7。，有两个最为主要的要素：时间与空间，即：汉藏语言的起源和分化、地理分布与扩张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分化扩张的动力。对于本文的意义在于：这两个要素正与口簧起源时间和空间分布有深刻联系；其扩张动力带来人口的流动与口簧今天可以观察到的分布有关。

汉藏语系语言起源的主要假说有两种：一是南方起源说，一是北方起源说。与本文的拟测有关，北方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系最初的扩张是在距今4000-6000年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这种扩张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的发展有关，比石峁遗址要早，但本文认为，这里显然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重合性存在。根据金力团队的报告，汉藏语系语言起源之地，正是在甘、宁、青、陕北、内蒙南部的大河套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的人说的是汉藏语系的原始语言，他们被分为两组，在距今4000-6000年前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向西迁移到了西藏，向南迁移到了缅甸（成为说藏缅语的现代人口的主要祖先），而另一个族群（说汉语的祖先）向东和向南迁移，最终成为汉人”。大多数历史语言学家倾向于这一假设，认为汉藏语系的发展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约距今5000-7000年）或马家窑文化（约距今4000-550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该项研究对汉藏语系的109种语言的949个词根意义进行贝叶斯系统分析法测算?译者注：Bayesian analysis，属于进化生物学的贝叶斯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定理而发展起来用于系统地阐述和解决统计问题的方法。一个完全的贝叶斯分析包括数据分析、概率模型的构造、先验信息和效应函数的假设以及最后的决策。贝叶斯推断的基本方法是将关于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再根据贝叶斯定理，得出后验信息，然后根据后验信息去推断未知参数。这些方法允许灵活的进化模型，是推断全球语言谱系进化速度和变化模式的有力工具。，估计汉藏语言的分化时间约为距今4200-7800年，平均约为距今5900年，这与石峁口簧的确定考古学年代——距今4300年，以及石峁口簧的地理分布区域的关联，可能是巧合吗？

在语言传播区域和传播动力方面，该报告认为，汉藏语的传播可能与农业的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有关。谷物农业的传播主要发生在距今5000年之后，从现在的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的西南部，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向南传播。一系列考古证据——如建筑形式、陶器的图案和形状——也显示出沿着藏彝民族走廊向南连续不断地扩散到川西和滇西省份，该报告所附图表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认识。这种分散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一种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在大约距今3500-4300年的历史上继承了马家窑文化）。不难发现，这一时间要素正是在石峁口簧发生和活跃年代前后，而其分布则也正是沿着今天的纵向河谷地带，所谓藏彝民族走廊向南扩散，带来了这一广大地区的口簧及其演化形态今天的遗存。在古代，乐器和音乐的传播，完全是随人而扩散，因此该报告还涉及了体质人类学的遗传染色体（y）的研究，这与石峁考古报告所认为的，创造石峁文化的是根植于河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久居于此的土著人群的认识，也是可以相互映证的。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同样给予了我们类似的认识，中国语言地图的形成，与人口流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参见周振鹤：《中国的方言为何如此复杂？》，《地图》，2009年，第5期。。金力团队报告指出，在黄河流域，考古遗址数量的迅速增加和持续的森林砍伐表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大约距今6000年开始到距今5000-4500年加剧，这个时间轴与他们的研究中对汉藏语和藏缅语差异的时间估计一致。

按前文关于口簧名称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获得的认识，联系汉藏语系语言的一般规律，我们拟测安多藏语-珞巴语的口簧名称“Gonggong”为最古，可能在汉藏语系语言尚未分化的时期就已形成。而其后随着人群的移动，由纵向河谷地带——藏彝民族走廊向南传播，伴随着语言的演化出现了口簧名称的同步演化和传播。根据金力团队的报告，汉藏语系之间的大量语言接触可能发生在这些语言多样化的早期阶段，并可能持续到今天，进而发生南中国广大地区各民族口簧名称的相互影响；汉藏语系各成员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苗瑶语系、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等邻近语系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口簧名称在亚洲大陆各民族和南岛语系各民族间的同源和演化形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前文所列台湾的高山族和东南亚南岛语民族存在着与汉藏语族口簧名称相同的问题。

金力团队报告指出：“研究语言的起源与分化对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对于音乐史当然也是如此，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许多古老的语言痕迹，值得我们去探讨。

就本文讨论的对象而言，语言的历史变迁与人类的迁徙，语言的分布与口簧乐器的分布，有着高度重合的历史现象，这个认识在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可以成立的。但笔者希望有新的音乐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人类学的成果继续就此问题展开研讨，笔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认识是结论性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

文章来源：历史语言学研究 网址: http://lsyyx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1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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